南方周末特刊：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国与问
为什么“大”中国被“小”日本侵略？
——中日文化纵横谈
2005年8月24日，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位遣唐使叫井真成。墓志的发现不仅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而且传达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天资聪慧的井真成忽然英年病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葬以官礼。
这一考古发现并不能掩抑近代以来中日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结。中日之间，一衣带水，以大历史的眼光检视，很多无边的苦难与仇恨，或许不过是未来千年中的小小注脚。千年眼光，百年思索，逢十而念，留下的或许只有几张纸，但不该忘却、不该一笔带过。我们试图进行认真的审视。
李冬君南开大学日本历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文化史，中日近代文化比较。著作有《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生活底色》等，译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作者，松本三之介)等。
□李冬君
日本文化里有“两个日本”
问：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环顾东瀛，汉化之深者，无逾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的反而是日本？
答：日本文化里面，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唐化”的日本，另一个是“欧化”的日本。这两个日本，在文化里面老打架，而土生土长的日本，在文化方面虽然觉醒，但还没有获得主体性。
日本有过两次文明开化，一次是“大化改新”，谓之“唐化”；一次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唐化”，为中国唐朝文化所化；“欧化”，为西方文化所化。
唐朝是中国国力强盛时期，文化里有尚武的精神，“唐化”的日本，自然也就得了这样的文化基因。但日本“唐化”吸收的是盛唐气象的表象，因为中华文明缺乏侵略扩张的基因。近代欧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文化则极具扩张性。
这两种文化，特别是后者的扩张性，在日本文化里膨胀起来，使“小日本”承载了过分沉重的“大和魂”。
“唐化”的日本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日本“唐化”的过程。
答：日本第一次文明开化是“唐化”，由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开了先河，宪法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显然受了儒家思想影响；第二条是“敬崇佛教”。这两条都是倡导中国文化。第三条才是“服从天皇”，可见当时天皇的权威还不行，需要借助中国文化的影响。
派遣唐使也是由圣德太子开始。不过，那时唐朝还没有建立，应该叫做“遣隋使”才对，但日本人认同唐朝，所以统称为遣唐使。他四次遣使访隋，带来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问候。后来，又派留学生、留学僧赴隋，国书中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语，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天皇”称号。
可以说，日本“大化改新”是由遣唐使来推动的。太子死了以后，“和为贵”行不通，皇室发动了一次政变，由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策划，灭了飞扬跋扈的外戚权贵苏我氏。刚好遣唐使陆续回国，他们就用遣唐使，推行中央集权的“大化改新”，从制度上进行“唐化”，官制、兵制、田制、户籍制、赋役制都“唐化”——中央集权了。一旦天皇集权了，国力有所增强，日本就要对外扩张，出兵朝鲜半岛，干预朝鲜三国纷争的局面，结果与唐朝发生冲突。唐朝支持新罗，日本扶植百济。百济联合高句丽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于是，唐朝出兵灭了百济，学生跟老师也打了一仗，结果一战而溃，退回国内，遣唐使因此一度中断。
后来中大兄皇子继位，为天智天皇。他死后，弟弟与他儿子之间又发生战争，儿子兵败而死，弟弟争得了皇位。不久，恢复了遣唐使。日本“唐化”，经历了约一个世纪。
“唐化”的转折
问：日本“唐化”的动因是什么？
答：日本败出朝鲜半岛，输得心服口服，虽然暂停了遣唐使，可不久便已恢复。唐朝的战略重心在西域，那里有丝绸之路，财源滚滚。而日本是个穷国，战败时连货币都没有，唐朝没有给它施压。
后来，诸侯献铜，朝廷改元，年号“和铜”，并仿唐币造“和同开王尔”钱，前后造了12种钱，为“本朝十二钱”。恰好唐商滚滚而来，钱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本来，唐朝的商道在西域，唐朝强盛时，西域一片繁荣，可“安史之乱”一起，唐朝自顾不暇，势力退出西域，丝绸之路便荒芜了，这反而给了日本一个商业机会。
陆上丝绸之路停了，但贸易不能停，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陆上丝绸之路，日本很难分一杯羹。可海上丝绸之路，日本为终端，原来陆路属于朝鲜的位置，在海路被日本取代了。
问：唐朝衰落对日本除了经济上的好处，还有其他影响吗？
答：主要是大唐的衰落，给了日本反思中国文化的机会，那个如日中天的唐朝衰落了，还要盲目追随吗？这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张“欧化”的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失望。
问：反思过后，日本文化开始转折了吗？
答：这种转折是一点一滴、潜移默化的。奈良朝，对唐朝文化无限推崇，可到了平安朝就有些挑剔了，挑剔是从日常的装饰意识开始的。例如，奈良时代的“花食鸟”，花和鸟都是理想化的，被赋予了道德观念，这是唐风。可平安时代的花食鸟，则变成了自然主义的完全写实的花和鸟，其装饰纹样，表现了近于自然原型的纹章风。
后来，才慢慢地从观念上根本转变，出现了“神道为根本，儒教为枝叶，佛教为花实”的观念，从花鸟意识到神道观念，花了很长的时间。自以为找到了文化的根，其实是个误会，因为在《古事记》里，神话是日本的，而神道则是“唐化”的，如果还要追究，我们就会发现，连神话也是混合的。
从历史上看，神道的核心天皇，多半像汉献帝那样，被曹操那样的权臣挟持着，没有多少尊严，被杀死的不少，被废掉的不少，出家做和尚的也不少，所谓忠君不过是谎言。
问：“唐化”给日本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答：日本最早的古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就是“唐化”的产物。
在这两本书中，日本民族的神话，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理念，而且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大凡倡导国粹，弘扬民族精神，都要回到这两本书，以之为文化根、民族魂。
这方面，可以举一个现代学者的例子。二战期间，日本哲学界出了一个人物，名叫高山岩男，他1905年生于日本山形县，这一年，正值日俄战争，他把这场战争，当做世界史的转折点，日本命运的新起点，而他应运而生。
他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寻找土生土长的日本精神，结果找到了国家神话。他认为，日本的神话故事，多讲建国的由来、皇室的起源、国家的发展等，自然神话和文化神话，都从属于国家神话。而以国家神话为根柢的日本文化，经过“唐化”和“欧化”后，已经成为“世界的世界”文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早已过时，西方文化也正在衰落，惟有国家神话推动日本崛起。
结果呢？战争的结局自不必说了，国家神话也成了画饼充饥。
问：据说，日本文化对于儒家思想并未全盘接受，甚至对于孔子也有保留。
答：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从“神化”到“圣化”是以革命来完成的，其历史性的标志就是“汤武革命”，圣德太子接受儒教时却没有接受革命观，因此，在日本文化中，“神化”与“圣化”不是前后相替，而是双轨并行，神道与儒教互补。对于孔子周游列国，日本文化一直有所保留。到了明治时代，一些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等，将保留捅破了，指出孔子不忠，从此打开儒教的缺口，推动“欧化”。
日本的“尊王攘夷”
问：回顾历史，不能不提到元朝对日本的入侵，对此次入侵你怎么看？
答：对于此次入侵而招致的失败，我同意徐继畬在《瀛寰志略》里说的：“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可倭人为什么会“轻中国”呢？原因还不是由于他们侥幸打败了元军，而是因为看不起蒙古人。
元与南宋交战，欲借道日本，多次遣使来，都被拒绝；南宋灭亡时，元又遣使来，日本竟杀之。因此，元军入侵，并非高丽人唆使，而是由来已久，履霜坚冰至。
问：日本为什么看不起蒙古人？
答：理由还是华夷之辨。日本以蒙古为夷，元为夷朝而据有中国，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日本心目中的中国是唐朝，唐朝亡于内乱，日本还能接受，可宋朝亡于夷，它就不能接受了。日本也有内乱，但日本从来没有亡于夷。宋朝可以亡，而中国不能亡，这样，它就以中国自居了。
问：日本与宋朝友好，却从未建立朝贡关系，是不是就是因为对宋朝有些看不起？
答：春秋大义，尊王攘夷。而宋朝不仅未能尊王，王反而被夷人掳走；不仅未能攘夷，反而亡于夷，先亡燕云十六州于辽，再亡中原于金，最后亡全国于元，它当然看不起。日与宋友好，好在利上，不在义上。南宋不图中原，却开发海域，推动海上贸易，日本一衣带水，自然跟着获利。
问：有人认为，元的入侵，其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倭寇，是这样吗？
答：徐继畬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是误会，南宋时便有倭寇，而有明一代的倭患，则另有其因，并非出于“轻中国之心”。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北朝与明建立了朝贡关系，搞勘合贸易。南朝没有这项利权，就鼓动浪人武装走私，破坏北朝的勘合贸易，因其混入海盗中，没有实据。
而所谓倭寇，主要还是那些习惯了海上自由贸易的商人。由于海禁，自由贸易变成了走私，其中有日本商人，而更多的是中国商人，他们有家难回，就做了海盗，雇浪人来做保镖，就成了倭寇。
浪人的由来，缘于日本的长子继承制，财产被长子继承了，其他兄弟没有财产，要自己去谋生，他们浪迹天涯，寻求活路，就变成了浪人。中国是财产分家制，兄弟每人一份，所以没有浪人。
问：到了明朝，日本似乎又恢复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答：是的。日本人对于明朝还是佩服的，因为明朝能“尊王攘夷”，将蒙古人赶到大漠了。
我们试举一例。明成化年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自称日本国王，两次遣使入贡，贡物有刀、枪、马匹等，还致书中国皇帝，先歌功颂德，然后提出请求，求什么呢？一是钱，二是书，“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钱连数目都有，“愿得壹拾万贯”；书也开了书单。
宫崎滔天有代表性
问：日本后来也不与清朝往来，为什么？
答：这一点，徐继畬也谈到了，他说，200年间，日本与清朝没有往来，可原因是什么，他没有说清楚。其实，日本对待清朝的态度，就像对待元朝一样，不把清朝当中国，反而要以中国自居了。
因此，他们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直至近代，还支持孙中山革命。
问：据说，日本人很佩服孙中山，有不少浪人追随孙中山革命。
答：就因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尊王攘夷”了。
孙的追随者中，有个著名人物，名叫宫崎滔天，他将自己追随孙中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此书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他的个性很像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的“豪杰君”，具有武士的“反骨”和儒者革命精神。可以说，他在孙中山身上，找到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在他看来，孙中山的革命纲领，符合明治时代的精神，先“尊王攘夷”，然后“建立民国”。可中国没有王，根据儒家革命论，惟革命者为王，追随革命者，就是“尊王”，而排满就是“攘夷”。
“欧化”救了日本
问：你怎么看近代日本侵略性的一面？
答：日本历史好像有个惯性，一旦集权，就要征韩(入侵朝鲜半岛。——编者注)。“大化改新”时曾征韩，结果与唐朝一战；丰臣秀吉刚结束战国时代便来征韩，结果与明朝一战，这两次征韩，都以失败告终。
德川幕府也想征韩，可想一想前车之鉴，便隐忍不发。启蒙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等，都曾议过征韩，提出“失之于欧、美者，要从韩、满补回来”，明治当局定国策，首当其冲，便议征韩。
西乡隆盛力主征韩，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反对，他们主张“内治优先”，并劝说天皇传旨，迫使西乡等人辞职，史称“明治六年政变”。而其时中国，国势中兴，曾(国藩)、左(宗棠)还在，湘、淮之军能战，左宗棠率老湘军西征，连俄国也退避三舍。左与西乡，皆一时之名将，能于此时一战，肯定壮观。
可惜，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这一笔。此时，日本国力不足，一战，必然重蹈覆辙。而且此战一开，历史的主动权便握在了士族的手里。如一战而败，日本又要回到历史的老路去循环。
恰于此时，日本使团欧游归来，促使国策从征韩转入内治，“欧化”从此开始。
不久，西南战争爆发，明治当局还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10万发子弹，此乃天佑日本！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时，对伊藤博文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应互相提携，共同进步，以防止白人东侵。这番话，说给谈判对手听，真是自作多情！
他不知此时的日本，早已“脱亚入欧”，以紧跟列强、入侵中国为目标。
明治政府并未放弃征韩，而是跟着列强来瓜分。因此，征韩成了“欧化”的一部分。
日本人的天下观
问：在列强入侵中国方面，日本竟后来居上，是什么原因？
答：因为列强相互制衡，只好适可而止，而且他们将清朝作为主权国家来对待，所以还要按国际法办事。只有日本还在用天下观的眼光来看中国，认定中国是个天下，不是主权国家。
天下是个开放的世界，谁的武力强，谁就可以去打天下；谁的德性好，谁就可以坐天下。
既然同文同种的蒙古人、满洲人都能去打天下、坐天下，为什么同样同文同种，而且在武和德两方面比他们更好的日本人，不去打天下、坐天下，反而要等着西方列强来瓜分呢？
问：日本人是不是还有自己一套天下观？
答：是的。日本人的天下观是：征韩、取满洲、入主中原，然后称霸世界。开始的时候，还是一种战略观念，后来便有以神道为中心的文化哲学和历史观参与进来，使其在理论上更为丰满。
问：日本人这一套天下观念，何时开始形成？
答：征韩的念头由来已久，“唐化”以前就有，可日本“唐化”的天下观，还是以中国为中心。元朝据中国，日本不承认；明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又回到中国天下观；清兵入关，占有中国，日本又不承认，遂以中国自居；到了明治时代，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观。
问：天下观与“欧化”岂不互相冲突？
答：这就是日本人的本事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像椭圆，可以有两个中心，明治时代的日本，用“欧化”对待西方，用天下观处理东方，并行不悖，各得其所。
可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还是会发生冲突。这一点，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一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日本人不懂得中世纪的天下观必然要与近代化的国际观念相冲突，而李鸿章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本来，日本人以为他们“欧化”了，列强应该支持他们，可没想到列强反过来限制日本，日本只好将中国东北三省换了3000万赔款。
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满洲，就这样失手了，日本人痛心疾首，开始对“欧化”反思。
反思的结果，使明治时代的一批“欧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从思想上发生了急剧转化。
以宫崎滔天的老师德富苏峰为例，战前，他是一个“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文明绅士”，以为“理之所向，天下无敌”，可还辽一事，使他受到“创深痛巨的感化”，痛感“公理”虚弱。因此他决心“皈依于实力之福音”，从此以“帝国主义急先锋自命”。
走出天下观？
问：日本人说，近代以来，有两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是哪两场战争？
答：一场是日清战争，这是日本人的说法，我们称之为甲午战争；另一场是日俄战争。
日本人认为，经过日清战争，“唐化”便告终结了。因此，他们不仅不称清朝为中国，甚至也不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中华民国为中国，而是根据梵文和英语，改称中国为“支那”。起初，算是国际惯例，中国人还能接受，后来受了神道天下观的影响，就转化为蔑视了，因此，“支那”和“China”有区别。
日本在“二战”战败以后，还称中国为“支那”，引起中国人民反感，中国政府曾要求它改称“中华”。日本人说，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就是“夷”了？这里面既可见他们的思想上还有“华夷之辨”的阴影，也从另一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其民族心结。
问：日俄战争对日本文化有什么影响？其影响是不是导致日本发动“二战”？
答：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的胜利，带来了日本文化的主体性的觉醒。“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日本人开始对“欧化”进行反思，那还只是从合理性和正义性方面进行反思，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识尚未觉醒。可是，日俄战争的胜利，激发了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识，他们认为，“唐化”不行，“欧化”也不行，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军国主义大旗下，日本文化“神道化”了，形成了一种“神道天下观”的文化。
这样的文化主体性，使“短小性”的日本文化迅速膨胀为八紘一宇的“世界的世界”文化，以高山岩男等人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学”，将粗俗的“神道天下观”，提升为一种精致的文化哲学。
问：精致的文化哲学能掩盖粗俗的军国主义的本质，但它却极其危险，毁人亦自毁。
答：是这样的。当日本沿着“神道天下观”的道路逐步迈进时，中国也早已开始了国际化和民主化的历程，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天下了，像元朝和清朝那样，到中国来打天下、坐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国际化的现代中国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国际化的当代日本，只要能从王权主义的天下观里彻底走出来，就能在中日友好中，共同维持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问：日本战后民主改革，从天下观里走出来了吗？
答：客观而言，部分走出来了，因为天皇声称：他是人，而不是神。但日本文化还留着神道的尾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一例。神道根柢，在于《古事记》的神话，那是一种神性的文化，而非人性的文化，是一种反人文主义的文化。神话中的神，没有经过道德的洗礼，是超是非、超善恶、超人性的。二战中，日军嗜杀成性，以杀为美，就是这种神性文化带来的恶果。近些年来，日本政要拿宗教与文化上的理由来为参拜靖国神社、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护，其依据的东西本身就是荒唐的。
神性文化带来神权国家，而神权国家就要拥有天下。日本文化要从“神道天下观”中走出来，就要用人性文化取代神性文化，用民权国家取代神权国家，建立一种真正的市民化的“小日本”文化。
反思日本的现代化过程
□袁伟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报记者柴子文采访整理
问：一百多年的中日战争有三次：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以后历时十四年的战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看待百年来中日的三次战争？
答：必须从文明进展和制度选择的角度，才能看清这些历史现象。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是半现代化国家。而中国的现代化老是上不了路，这样当然要吃亏。
问：为什么日本能在现代化的进程里走在中国的前头？
答：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中日对比，经济上很明显。日本的“殖产兴业”，最初跟洋务运动一样，走国营、官办的路子。但是到了1870年代，它发现此路不通，日本人就走私有化的道路；到1880年代，开始大规模出卖官办企业。结果甩掉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推动了私人企业发展。清政府一条死路走到底。当时好多人提出反对意见。说得最尖锐的是郑观应，在1870年代就指出，产权属于商人，产品“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必然会想法设法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些话清政府听不进去。1894年完工的汉阳铁厂号称“东亚第一”，但从设备购买开始，张之洞就瞎指挥，一开始投产就亏本。后来不得不交给商办，让盛宣怀来办。但即使商办，那种官僚企业的架构还在起作用。后来也发挥了作用，但始终不是很彻底的现代化企业。总的来讲，大清帝国是走官督商办、官办企业的道路。官督商办企业带有私有性质，但是很多官办的烙印在里面，效果很坏。
中日对比最明显的还是教育制度。现代化过程没有人才不行。中国是死死抱住科举制，到1905年才废除。青少年把最宝贵的年华用来读四书五经，对管理和建设现代化国家急需的知识一无所知！日本没有学中国的科举制度，很容易就建立起新的国民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它所需要的人才。20世纪初成了中国学子留学的首选地。
在政治制度上，日本废藩设县，废除封建制度，推行地方自治，建立了现代的地方管理制度。在这方面也比大清帝国强。
问：日本现代化走在中国前头，但却最终走向自我灭亡，二战后不得不重新开始。这其中有什么教训可为史鉴？
答：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还有两个方面没有现代化，留下了侵略别国、凶狠杀戮别国人民和残害本国人民的祸根。
第一是政治体制方面。它有宪法，但没有真正实行宪政制度，整个政治体制非常的奇特。它有民选的议会，也有内阁，20世纪20年代大体上实行国会支配下的内阁政治、政党政治。但是，军队不是完全在内阁统帅下，并且不断干政；元老也不断干政；整个政治制度以天皇为核心，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专制的体制，没有真正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这是造成它向外侵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大问题是思想理念没有现代化，搞极端民族主义。当然它有启蒙运动，对推动国家的半现代化起到很大作用。但从17世纪开始，就有人鼓吹“日本主义”，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变本加厉，搞“国学”，跟提倡神道结合，就是要排除儒家、佛家的影响，排除中国的影响，因为中国和佛教的影响是最大的。他们要排除佛心、唐心，要树立大和心、大和魂。在明治维新前后，提倡“和魂洋才”、“日本精神”，把原来属于地方性的民间信仰的神道，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国家神道。还提倡“祭政合一”，神道思想、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笼罩全国。崇拜天皇、信仰神道，在各个地方都建立神社，然后在各地毁寺庙。后来将佛寺利用起来，但是把神道摆在第一位，也利用儒学教育臣民成为天皇的驯服工具。启蒙思想家也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朝鲜和中国说成是日本人的生存空间，要在日本领导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看成是文明跟野蛮的战争。
极端民族主义对任何国家都是祸国殃民的大祸害，应该以日本军国主义为鉴。
经济上基本现代化、政治上半现代化，思想上极端民族主义，三者结合起来，日本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样情况下发动侵略战争是必然的。这是日本传统意识形态没有经过认真改造的恶果。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我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和声明，都是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而没有用法西斯的字眼。这是国际学术界多数学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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