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放弃对日本的现实思考,不对其民族特质深入考察,也忽视其中国观。
中国是世界最早研究日本的国家,甚至曾比日本还了解日本。《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中均有日本记述,至今是世界研究日本的珍籍。虽然如此,但慢慢地,中国的研究能力落后了。
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崛起是东亚的大事,但清廷却无察觉。甲午之役前30年,日本频繁派人考察中国,既与高官交游,又深入市井。我们在日本面前,已然是裸体的巨人,而清廷对身边这个国家,却知之甚少,甚至无知。那时中国内乱频频,无暇瞩目周边动静。自此,历史上夷狄乘虚而入的历史重演。
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说,即使在两国未恢复关系前,日本投在中国研究的费用,也比在美国研究上的多。日本至今有世界最大的中国研究国的桂冠,中国问题研究者超万名,另还有数百万中文学习者。他们不仅研究历史文化,也调查研究当代中国产业。明治时代的一位日本汉学家自称十分鄙视中国,却跑了大半个中国,那种入木三分的观察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都感到惊心动魄。
日本学者间有默契,分担中国研究的各方面。反观中国日本问题研究学者,不知有什么样的默契?日本公司机构人员每访问中国,回去都撰写详尽的报告,而中国访日人员是否有此研究能力与热情呢?
中国的日本知识,在“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母”、“日本文化属中国文化末流”这个判断下止步,放弃对日本的现实思考,不对日本民族特质深入考察,也忽视其中国观的流变。这种思考的怠惰值得反思。因为,文化是一种生长的东西,是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土文化传至日本,经异国风雨孵化早有嬗变而我们必须省察。
我们曾看轻日本,以为“蕞尔小国”无须认真研究。即使有些研究,也仅是皮毛,结果非常严重,近代中国外交失败、军事失败乃至文化失败就是证明。每念及此,不禁怵惕。今年,中日贸易将近2000亿美元,但我们却缺乏对日本产业与技术能力有精湛研究的学者。我们缺少日本经济、政治问题专家,这很大程度在于中国学者经费不足,无法获取日本资料,无法考察日本。一些中国日本研究者,为筹措研究经费,竟受日委托,搞中国研究。这是本末倒置。
日本研究者流失更是损失。旅日学人迫于生计,多治国学,这也加剧了危机。在日本讲中国学,在中国则讲日本学的人,很难把研究做精。如说中日友好是中国国策的话,那么中国怎样才能真正贯彻这项国策?我们500万日语学习者,是要成为日本研究的庞大后备军,或仅是跨国公司的廉价劳动力?
在今天,中日关系已经发展如此密切,日本研究已不是少数学者之事。我们必须改变中国的日本研究,要把日本研究从少数学者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所有对日本关心的中国研究者。我们的欧美研究已经向这方面努力了,大量欧美学术著作翻译到中国。而对日本的名著却很少有系统的译介。现在,该是我们做出努力的时候了。(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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