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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地去面对中国文学上的忧伤 ——文学道路上的初探


来源:原创   作者:华子原野   时间:2009-12-17   阅读1209次

    【摘要】: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入手,再结合自已对时下中国文学的认识得出中国文学是忧伤的文学这一结论,并且还在其中分析得出这种忧伤主要来自于现在中国文学所存在的一些无奈和悲哀。
   
    第二部分从何为现在中国文学的无奈入手,分析得出了中国文学的无奈主要来自于作者面对的各种压力。而这些无奈的压力又往往集中表现在市场同化、经济腐蚀、公关作家的压制、政治威胁、世俗束缚等五大方面。
   
    第三部分从现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状况得出构成中国文学悲哀的两大要素:第一是作家们在时下已慢慢丧失了固有的良知,失去了创作的天职;第二就是读者们淡化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认识。
   
    第四部分具体以诗学上的忧伤为例,并通过分析从而进一步说明现在的中国文学确实忧伤重重,确实存在着文学的大萧条和文学大沉沦这一现状。
   
    第五部分从时下中国文学忧伤的状况入手,提出了要勇敢地积极地去面对中国文学上的忧伤的观点,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中国文学忧伤的三个步骤。
   
    【关键字】:中国 文学 真实文学 虚伪文学 忧伤 勇敢
   
    【引言】:
   
    中国文学是辉煌的,但在这种辉煌的背后却有许多有关作者的无奈,同时也无不反映出许多时代的悲哀。总之,真正的文学里总有许多悲剧的色彩,总有许多伤感的故事。而如今,面对不断萧条和沉沦的中国文学,我们的某些文学家们却丧失了自已的良知,他们在文学炒作化和商品化的潮流中将文学当作儿戏,不断在文坛上践踏着中国文学这片净土,不断玩弄着我们祖先们发明的汉字。
   
    这些事实足足可以指证中国文学是忧伤的文学,而且许多忧伤的问题如果再得不到正确及时的解决,那么也许我们今后所能看到的中国文学就不仅仅是忧伤中的忧伤,而是忧伤中的绝望,而是绝望中的死亡。
   
    如今,当我们伟大的文学都已经沦为忧伤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文化还会有多博大和精深呢,我们的民族精神又会有多崇高呢,我们的民族文明又会有多优越呢?
   
    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一切的一切时又要怎么做呢------勇敢!也许只有勇敢才是我们最终唯一的选择。
   
    一、我的文学观
   
    文学,什么是文学呢?和传统的观点一样,笔者也认为文学是一种写作者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中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语言艺术。但和传统有所区别的是,笔者认为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语言艺术,而且还是一种既严肃又沉重的语言艺术,是语言经过艺术之后的一种思想性的表达,表达出的是作者对社会中的人、事、物所具有的喜、怒、哀、乐等等真实的感情。这就道出了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文学是我们感情的寄所,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既是作者与读者在思想上交流的平台,也是帮助作者与读者进行情感传递的工具。当然,正因为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所以才使文学在原则上分出了真实文学与虚伪文学这两大对立的派系。真实文学是作者对真实生活的正确反映,是作者与社会经过极其复杂的矛盾交锋后最终抗争而来的产物,所以真实文学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新的认识,是一种良好的教育,也是一种舒心的美感。总之,真实的文学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事物的发展,并且总以一定的文学力量来推动历史的进程。而虚伪文学则是那些伪作者在与社会的接触中由于某种因素而为了保全自已的利益最终将真实生活给歪曲了的反映。它其实是伪作者们歪曲了的精神灵魂的自我写照,是伪作者们与社会反动因素进行妥协的见证书。所以这种伪作者笔下的伪作品带给人们的只是一种对生活的误导,带给人们的只是一种毒害,它犹如一把沾满了鲜血的肮脏的屠杀正义与良知的匕首。
   
    所以虚伪文学留给人们的只有悲哀。这一点是能够让常人接受的。而真实文学呢?作为真正的文学,它是作者与当时的社会产生矛盾后作者用血与泪亲自抗争而来的精华。文学,此时的文学才是一种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先进的思想。所以在血与泪的著述中,伟大的文学也总隐藏着许多的无奈与悲哀。由此看来也就验证了文学是一种严肃而又沉重的语言艺术这一说法了,并且在文学的背后无不存在着许多的忧伤。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也无不让国人深感无限的骄傲和自豪,并且这一亮点也是我们在洋大人面前可以作为夸耀一番的资本。然而又从另一个方面来思考,当我们在夸耀我们的先辈们留下的无数鸿篇巨制时,我们也应该结合他们的人生遭遇来思索,而当我们真正的思索他们的人生遭遇时,我们也许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的得意忘形了。看吧,当我们在夸耀浪漫主义之作《离骚》时,当我们在夸耀鸿篇巨制《史记》时,当我们在夸耀具有“文学百科全书”之称的《红楼梦》时,我们的国人可曾摸着良心细心地在私底下考查过这三部巨著的作者都曾有过些怎样的人生经历和悲惨的命运呢。考查之后你是否又会为他们当时的社会及其一切恶劣的环境而感到心存几多悲凉,而心存几多悲凉之后是否你又会为我们是“伟大的文明古国”这一雅称而感到几多忧伤-----是呀,我们的“文明”到底文明在哪里?我们的“伟大”又要从何而解释?-------这才应该是我们有良知的中国文人在面对文学的辉煌之后应有的一种感慨。
   
    诗人汪国真曾经说过“时空不同的历史总是千奇百态的,但难免往往会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点”,我觉得中国的文学便是最好的一举了。因为只要我们打开那本厚厚的《中国文学史》来,只要我们细心地观察,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只要我们精心地总结,你就会感觉到中国文学确实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而这些相似点又几乎形成了我们文学史上无可避免的一条规律:文人总有一段悲剧的故事,真正的作家总与伤感有着许多的不解之缘,逆境往往就是作家们创作的资本,打击往往给作家的是燃烧般的激情,死亡也许就是作家们留给后人最伟大的华章。其实再说得直截一点、概括一点的话,那就是笔者此段所写的要点,即笔者自已的文学观:在整个文学长河中,总体来讲,文学是一种既沉重而又严肃的语言艺术。
   
    二、文学上的无奈
   
    本来真正的文学就不仅仅是文学本身,它的真正的价值还在于文学的本身之外,也就是说文学必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中不断地揭示真理,不断地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然后又不断地引导人们去认识和追求“真善美”的境界,这就像是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建军博士所说的一样:“无视真理、博爱、苦难和拯救等重大问题,仅仅追求‘文学’价值的文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的。”然而,作家们要去追求“文学”本身之外的那些真善美的价值,要去引领当时的人们去创造一种完美的生活境界,这又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因为一旦有了新的追求就难免要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的许多反动因素发生矛盾、产生尖锐的冲突,更何况无论在哪个时代,那些与文学构成对立的反动因子总会在当时占据着社会的支配地位,并给作家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造成的各种阻碍,而这种阻力正好就是我们中国文学上的无奈。这些文学无奈主要包括市场同化、公关作家对作家新秀们的压制和政治世俗的腐蚀等等。而作为文学上的初探,笔者在本文中就只重点谈及以下两点:
   
    第一,市场同化。
   
    市场同化指的就是在商品市场的压力下文学已被市场所俘虏,文学已成了市场的奴仆。一方面有了市场就必然要有经济,有了经济的保障才让我们的文学事业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从这一方面来说,市场中的经济也为文学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如同过度使用饲料后虽然能使猪肥胖得迅速飞快,却也因此而影响了猪肉的质量一样,经济的过度参与,市场的极度贴近也使文学在文字市场上的份额越来越少,而取而代之的却是那些无聊的流行读物。当然,份额少了也不足怪,只要能保证文学作品的精华。可问题就在于,市场的同化使文学道路走向了复杂化和混乱化,这种复杂化和混乱化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误导了读者的需求观念,让广大读者偏离了对文学的理解,让读者们找不到了文学需求的方向和重点。于是读者们将真正的文学作品搁到脑后,却将一些乱七八糟的流行读物捧在手上而目不转睛,于是文学作品成了冷门,而这些娱乐性、休闲性和消遣性的流行读物却成了时尚。
   
    当然读者也有读者个人需求的权利和爱好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也无需指责。但想想读者毕竟是作者们的外部支持,没有读者的作品叫啥作品,还不等于是一座埋藏于大海里的城市,而埋藏于大海又失去了功能的城市即使再美丽再豪华也还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这话说回来呀,我们还是有权来干涉读者的,而且出于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讲,我们还更有责任来批评时下一些过分“时尚”的读者的。因为文学本身就不仅仅是文学,谈文学至少都必须有四个要素。第一个当然是作品本身,第二个是创作的时代背景,第三个是作者的身份地位及思想,第四个就是作品所取到的外部效应。而这外部效应的反馈者就是读者。但时下让人心酸的是我们的读者已从对文学的需求“升华”到了对流行读物的渴望和痴迷,从对提高自身灵魂、补充精神缺撼的需求转到了对娱乐、对休闲的盲目追求。这就是现在的读者。当然从客观上来讲,在经济社会、市场剧烈竞争的大背景下他们也承受着许许多多的压力,所以他们不得不用牺牲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来寻求放松、休闲的另一种方式。于是介于文学和“游戏”之间的流行读物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必选之物了。毕竟流行读物也是一种“文字”的文学。不过笔者还是想在此再提醒那些过于“聪明”且还在狡辩的读者:并不是作有的“文字”文学都是好文学,文学的好坏与优劣是由其思想内容这一本质的东西来决定的。
   
    读者的心态决定了他们阅读的方向,他们的阅读方向又影响了一些作者们的创作激情、创作风格和创作的动机,而作家们的创作激情、创作风格和创作动机又影响甚至决定了文学事业的发展状况。时下也正因为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淡化才使那些立场不坚定、创作没有原则性的作者们开始转变了自身的创作风格,也才使那些低俗的投机的玩弄文字的人也趁机混进了文坛并弄了顶“作家”的帽子来招遥过市。这些人我们将之称为“伪作家”,其笔下的作品我们将之称为“伪作品”。这些人不管是出于最低利益的生存需求还是为了赚取更为丰富的大钱,或许还是出于其它不为人知的各种目的,总之他们开始迎合市场,开始甘愿当担读者的奴仆,开始接受市场的同化政策,于是在读者面前,在市场需求下他们成了一台高效率的“文字”生产机器。就连血气方刚的伟男作家们也碍手碍脚地、无奈地开始去学着写些温柔过极、体贴越度的“娘们”文章,开始去写“春风送白云,细水助微波”般的缠绵肉麻的都市言情或“艳情”文学-----毕竟他们能看准局势,能准确觉察到时下的中国文学里的读者中占大半的还是那些都市里即将成熟成或刚刚成熟点点的“小女孩们”,而这些被伪作者们看中的“小女孩”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好奇的东西,喜欢追风和时尚,喜欢做一个心灵叛逆的人。于是在市场与读者的导向下,一场转变创作风格的潮流开始了,而真正的文学也就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大混乱和复杂的大灾难。不过笔者还得在此提醒大家:几千年来,各个时期中,在中国文学史上能成为文学巨匠的作家们在孤独的创作时是没有考虑过他们的读者需求的,当然也没有什么“市场同化”可言,更没有考虑稿费之类荒唐的说法,他们有的仅仅是一颗揭示真理的鲜红的心,一颗当之无愧于前辈而又无羞于后生的心。
   
    第二,公关作家对作家新秀们的压制
   
    当然,就现在的文学发展趋势来看,文学中的公关作家对作家新秀们的压制也是不可勿视的,这种压制主要表现在公关作家们对作家新秀们创作自由性的压制与厄杀。而何为公关作家呢?,就是指在文坛上书写了很多年的有资历、有“威信”、有名望的作家前辈们,他们一般被视为是文学界上的“官大人”,其实质也就是各级作家协会里的一些顽固派和保守派里的某些成员罢了。而作家新秀则是指刚刚进入文学创作中的一批优秀的青年人,他们也不一定是戴着“作家”这顶帽子的作家,他们也许只是一些活跃在文坛里的一些“写手”。而公关作家们当中不管是文学的创作家还是文学的批评家们都有一种“傲气”充溢着全身,他们是一些心胸极其狭窄的自恋狂。对于他们来讲,文学就是他们的学说,一切不符全他们创作风格、创作思路、创作意识的新秀们都会狠遭他们的狂批和恶斗,这些公关作家们总是狂妄自大,总是以文学执行官的身份来给作家新秀们施加高压政策,他们不甘后代的崛起,更不甘自身的落后,但他们的不甘落后却是从无理无据地去压制别人,去贬低别人而得到的自我的安慰。这和秦始皇不想让后人比他聪明所以采取“愚民政策”的无耻行径是无任何区别的。
   
    我不否认在文学的道路上确实需要批评,甚至是自我清醒的批评。但批评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别人、让自已都从中得到改进和完善。可有时问题就在于你批评别人时人家错了没有,而如果有错的话错的标准又是什么?是以对文学发展的利弊为依据还是以公关作家们的创作风格为准则,况且就算是一些新生代的作家们确实在创作中有一些幼稚或是劣势的地方被表现了出来又怎样,我们怎么能过度的去要求别人“十全十美”呢,本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些道理谁都能够明白,可不知道为什么这到了公关作家那里就如同让三岁的小孩子去识别甲骨文一样,一样的朦胧、一样的空白。的确,作家新秀们是有的地方错了,但也不至于错到被公关作家们批斗得没有闯息的机会,甚至连人格尊严也遭受侮辱的地步吧,况且批评也应该有内部矛盾批评和外部矛盾批评之分,一些不是原则性的,不至于威胁文学要害的小错误、小问题就不至于被划分到敌我矛盾的外部批评之中,也不至于就这些小问题就将作家新秀们的文学积极性给枪杀了,也更不至于就此酿成作家新秀们从此在文坛上销声匿迹!再说了,新生代的作家们敢于写就代表他们有话要说,他们有思想需要与广大读者共同交流,就表示他们有诚心、有勇气、有胆识,就表示他们在关注着我们的中国文学,这些都是好的现象,这些都需要鼓励和加以引导的,其中表现出某些错误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批评不是件坏事,但批评总得有一个度,总得有一个公平的原则,总得以“治病救人”为出发点,否则一切的批评都是瞎子乱咬人,况且笔者也苟胆问一句,如果让这种无理无据或别有用心的“流氓批评”继续泛滥,那么文学的长江还会有“后浪”吗?即使有了“后浪”还不都是“千篇一律”的复制人,有的也不过是公关作家的影子。如果真让这种现象再持续地延伸下去,那这文学就无从谈发展了,文学就无需再提倡多样性与真实性了,文学也就无自由性和独立性可言了,文学也就无风格与流派之说了。总之文学就和监狱无本质区别了!所以说文学上的无奈就是文学创作中作者们所遇到的一切压力,这些压力又往往会厄杀文学创作中的多样性、自由性与文学的真实性,让许多作者在这压力面前失去良知,出卖了自已的灵魂。当然对于一部分有立场、有原则、有追求且是自觉性创作的作者们来说,这些压力反而成了他们创作的动力,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因为某些时候的作品正是由于反抗压力,解除许多的无奈才创作出来的,然而,今天的无奈终归还是无奈,因为本来能坚持自觉性创作的作家就是很少的了,何况这少得可怜的真正文坛上的作家们还要忍受各种压力的折磨,还要在文学的阵地上与伪作家们作坚决的斗争,于是文学在压力面前不得不有许多的悲哀。
   
    三、文学上的悲哀
   
    我说过了我不否认中国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的文明的古国,其文学这股清泉也从上古时期的古代神话、口头诗歌就开始不断地向后源渊长流、不断发展,到了先秦的诸子散文再到汉代的辞赋和乐府民歌,再到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再到唐诗、宋词、元戏曲和明清小说等等一直再到后来“五·四”运动时的新文学,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辉煌的“史学”线条和筋骨,几乎没有哪个时代出现过文学的“断章”。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积淀,是一首民族文学的史诗,更是一部鸿篇巨制的“史学”。它犹如一盏明灯,近则恩泽时下的东方文化,远则光照千秋万代。其光芒的辐射度几乎可以横穿整个人类活动的地方,你不见那孔家儒学已被西方奉为“圣经”和“天书”来读,你不见那宋代词赋胜手苏东坡已被评为世界千年英雄人物,你不见那些西方国家还专门成立了许许多多的类似研究会的“红学”机构。
   
    可是,我在此要强调的是,这一切的辉煌只属于过去,而现在呢?在当代中国文坛中,在创作环境不断舒适与优越的今天,我们反而是失败的,是羞愧的,是极大的悲哀的,而且这种悲哀还悲哀在面对今天文坛不断混乱,不断沉沦的局面,我们的文坛中竟少有人有勇气地敢站出来承认这一事实,还有人在认为是长江后浪仍然能推前浪,还自恋为“一代新人换旧人”,这与当年清政府在即将亡国时还自欺欺人地盲目鼓吹自已是天朝之国的情形又有何区别?更有甚是一些公关作家们在文学年度总结的报告中还违心地说中国文学已达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水准了,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了!真是鬼话!但又能骗得了谁呀,用来哄哄小孩子倒还差不多,可问题还在于听年度报告的那些人不是小孩子,是中国“著了名”的作家呀。其实大家心里头比谁都明白,可中国人都爱面子,都喜欢力争上游,都喜欢作出点杰出的贡献,可是我们中国人的确能力有限,能力有限怎么办,好办,实际能力有限但嘴巴可以无限,口头语言可以无限,套话夸张的话可以无限。于是文学里也就出现了诸多类似的笑话了。但悲哀的不仅仅在于作年度报告的那些人,甚至是下面那些只知道一个劲地拍手巴掌的奉场作戏的人全都悲哀。拍手巴掌,拍给谁看!真是文坛上的一大笑话!
   
    想一想吧,反思一下,如果有谁敢不服我说的中国文学是悲哀的文学,那我倒想请教他一下如今有哪位作家能成为时代的代表,哪一部作品又是得到公认了的是时代的骄傲——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当今的中国作家敢站出来代表中国文坛与当今西方文坛上的大师们一比高下。说外国的可能会有许多客观的原因,也没有一个评论的标准,那就说我们中国自已的作家吧,有哪一位当今的作家敢与鲁迅与司马迁等文学前辈们一论高下呢?不敢了吧,那为什么在物质条件不断优越的今天我们却堕落到了如此地步呢?
   
    笔者认为时下是中国文学悲哀时期中的较为悲哀的时期了,现在的中国文学犹如公交车上毫无秩序,极为复杂的“人学”。几乎可以这样说,在文学的历史上,真正的文学到了现已开始走向了混乱,走向了沉沦,已经开始找不到了文学自身的发展方向。一句话,文学本身已找不到了自身的定位,文学已成了一位时代的疯子,已经没有了理智的静心的思考,只知道拥入混乱的人流中去展示自己,殊不知展示的不是自己的健壮,而是畸形的肥胖。
   
    本来文学就是一种自由的灵魂的寄所,本来文学就是一种雅学,本来文学就是一种崇高精神与理想主义的向往和归宿点。可是我们时下的文学则让从事文学的关心文学的负有责任感的人们深感极大的悲哀。一方面这种悲哀来自于我们的广大读者。我们的广大读者在市场经济的混乱与干扰中找不到了自身的缺点,更找不到了弥补缺点的方式,于是他们对自身的需求不断走向了庸俗化和低级化,他们失去了优雅的品味却开始追求市场上随处可见的流行读物,他们来不及通过阅读有档次有价值的作品来提高自身的品位和修养,却只是忙于在畅销书屋里寻找休闲、娱乐和消遣的读物。他们已在物质的腐蚀下和在经济的诱惑中放弃了对精神的充实,对灵魂的升华。他们愿意并乐于与优秀的文学作品断情绝缘,却要花费许多空余的时间来寻找些经济上说教的图书,尤其是在一些商界名流们的几句蛊惑人心的鬼话下,我们的读者更会不问是非真假地将商界说教的图书当作一种发财致富的信仰,他们天天捧着“经济学”去做各种各样的发财梦,去整天苦苦思索着大发横财的捷径。如此的时代有如此的读者不得不让深爱文学、关注文学的人深感文学环境的悲哀。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文学上的悲哀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创作作品并在文学发展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作家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无法承受文学上的许多无奈,在文学的无奈中开始向市场、向权力、向世俗进行妥协,在妥协中出卖了自已的良知,丢失了作家的天职,甘愿去做名利与荣誉的奴仆和走狗。因为这些作家们没有坚定的文学信念、没有标准的文学原则,也没有个人对文学的理想主义。于是也就无法抵抗政治的入侵,也就无法排除市场的同化,也就无法克服经济的腐蚀,也就无法拒绝公关作家的招安,也就无法摆脱各种世俗带给的束缚,于是作家们成了伪作家,而他们笔下的作品也必然成了伪作品,不过文学的悲哀中最为突出的具体有文学炒作化、文学商品化和文学娱乐化,而这“三大化”的趋势中,文学商品化与文学娱乐化的产生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产物,是伪作家们为了迎合市场上那些缺失灵魂的读者的欢心而间接作出创作风格上的转移的结果。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一点转移与悲哀有其客观的原因。因为多少他们也有些无奈,多少他们也想混口饭吃。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去写作吧。所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原则和理念,笔者在本文中也不过多的去批评这一类的作家,并且对这一类的作家也没有绝望的痛恨,只是希望他们终究有一天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创作不是为了钱财,创作不是为了名誉,创作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表达个人理想主义的精神活动。同时也想让他们明白一个事实:屈原写《离骚》的时候是没有“稿费”这种说法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还正忍受着男人们无法忍受的耻辱,杜甫写唐诗的时候也没有对“市场需求”作过任何的调查和研究,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正忍受着饥饿的考验。再者也想让伪作家们从中思考一个问题:屈原、司马迁、杜甫、曹雪芹这些文学巨匠们在文学上的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而真正值得并且已到了非得拿出笔和纸来批斗和讨伐的却是文学炒作中的伪作家们。他们的炒作原由只有一个:赤裸裸的为了彼此的名利和荣誉。而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文坛上喜欢炒作的人就是那些没有良知、没有原则、没有灵魂、德行缺席的流氓伪作家和流氓伪批评家们,他们在文坛上是狼狈为奸共同作案,正如著名批评家李建军所说的一样“作家和批评家们始终维持着互利性的共谋关系,他们之间语不为怪地进行话语的抚摸,他们相互吹捧,你说我是‘大师’我说你是‘天才’,你说我‘与时俱进,感动着时代的脉动’,我说你文章写得好,‘随便说说的话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批评家从作家那里尝到了甜头,作家也从批评家那里捞到了好处,但他们的那点可怜的所得却是以对文学事业的背叛为代价”。所以我们的伪作家们的伪作品才在炒作中被无形的抬高到了文学的顶锋宝座。当然伪作品被空虚地抬到高度也无所谓,只是这种做法是对文学的放肆和不敬,是对其它文学作者的不公,是对文学事业的侮辱和践踏。所以作家的失职就成了中国文学悲哀的最大祸 害
   
    四、诗学上的忧伤
      中国的文学是忧伤的文学,中国诗学更是忧伤中的忧伤。如果让我评价中国诗学的现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中国诗学已经沉默了,并且还由沉默向沉沦转变着。
    一方面从古到今,我们先辈们流传下来的多少杰出的诗篇无不是诗人们血与泪的真情流露,那些诗篇无不是诗人们用生命与时代落后因子进行生死抗争之后才得到的精华,有甚是用“殉诗”的方式才将诗学界的诗学事业推向了高潮,才让诗歌成为了文学中的精华文学。可是如今呢?面对一个不断在混乱中沉默、在浮躁中沉沦的诗坛,我们深感无限的悲哀和无奈。比之于古人敢于用生命来追寻真理、用诗歌主持正道的诗学精神,我们真的无脸谈及诗学精神。因为在诗坛不断衰退的危难之际我们今天的老诗人们已经再也主持不了诗的正道和诗的大局了,有甚是一大半老诗人们还以不同的借口纷纷转行离开了诗的“江湖”,他们轻松地卸甲而逃、挥诗而散,而一小半的却也出于不同的目的而继续坚持着,但坚持着又怎么样,作为诗坛上的看门人又能对诗坛有什么建树呢?如今,站在去来的十字路上,看看时下不断堕落的诗坛,再看看前辈们为我们争取的荣誉:“伟大的诗的国度”,我们真的应该感觉到无限的内疚和惭愧。
    是的,先前的诗人们对诗的事业无不充满着敬仰之情,而当他们对诗歌满怀敬仰之时殊不知我们这些作为后生的还更敬仰他们,敬仰他们那种对诗歌崇敬的精神。我们敬仰屈原用诗歌唱响了爱国的情怀,我们敬仰杜甫用诗歌揭露出社会现实的凄惨,我们也同样敬仰先锋诗人海子用“死亡”这种诗体来控诉时代的悲哀。
    读一读吧,好好品位和咀嚼一下这些伟大的诗人们为我们传承下来的充满战斗性的杰作吧,你会体会到那字字是泪的愤怒,也会体会到那句句是血的控诉啊,你会发现这些诗无不是诗人们用来守护和争取真理而与反动因子作生死搏斗的匕首。可是我们今天的诗人们拿起这把匕首时却心慌了,手脚也会给发软了,因为他们怕流泪,他们更怕流血。因为他们自已认为自已的生命要比前辈大诗人们的珍贵得多,他们认为自已要比前辈大诗人们聪明得多,因为他们是识时务者的好榜样。
    而如今呢?新生派的诗坛如何?依笔者拙见许多新生派的诗歌都有一些随意性的创作心态和娱乐性的创作动机在里面作怪,具体表现为他们自已所倡导的或不倡导但本身也存在着和实践着的将诗歌语言给口语化了的事实上,原本“欣赏有度,创作更难”这是自古以来的创作心得和规律,当然也自然就是诗学上的规律了,然而到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特别是到了老一代诗人们即将诗学事业的旗帜谨重地交给了我们这新一代的时候。一切都相反了。在文学妙作的诗歌网络中你会发现品诗的人没有几个,可是写诗的人却不计其数,并且经过一番炒作之后,那些劣质的带有毒性的“诗歌”还登上了诗坛这座大雅之堂。
    打开诗歌网站吧,流览一番后你会发现在自由的空间里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文字垃圾,而这些“诗”的语言与散文语言不但没有多大区别反而还略加朦胧晦涩,真是不知所云。然而,可笑的是他们还明其曰为“新诗潮的又一次到来”或是“朦胧诗的极限”等等,还大肆宣扬诗歌语言的口语化的革命已经开始了,还说是网络拯救了诗歌,是网络带给了诗坛无限的活力,硬要找一些不合逻辑的借口将自已诗歌语言上的贫乏说成是一种诗歌发展的必然,硬要将自已独创的那些下流肮脏庸俗不堪的“诗性”口头语言说成是诗歌语言上的新突破。啊,多么无聊的诗坛!读来如不用文字狠狠批斗一下,如不将一部分诗人的狼皮扯下来还真是难以缓息心中的怒气。而作为诗歌的爱好者如就此不闻不问也会深感几多内疚。
    诗本来就是诗,诗本来就有它最基本的语言规范和要求,为什么发展到我们这一代却还要将口语化非得引入诗歌的语言中呢?而且那些口语中的词又是那样的肉麻醉人,不知羞耻,那样的贫白无力,那样的晦涩朦胧,说实在的,不是笔者有复古思想,不是笔者思想保守不支持咱们年轻人的“诗歌改进”运动。只不过时下这“口语化的诗歌”的确是诗歌发展的歧路,的确是一种毒害而非“改进”呀。换而言之“改”不是不好,而关健在于这“改”了之后有没有“进”的质量能跟上诗的节凑。当然尝试着还是可以的,但当发现毒虫满身、臭气泱及他人时就必须得趁早“回头是岸”了,否则走了火入了魔就会在诗坛上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说诗歌创作中的随意性和娱乐性已构成了诗坛的一大悲哀。
    现在不妨让大家来看看下面的两首“诗”
    “我的女局长//曾经是舞蹈演员//她的体形和模样//跟杨丽萍差不多//我敢说//在中国//她是最漂亮的女局长//女局长//经常找我谈工作//有时她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扬文康//你过来一下//声音非常美丽//这时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欣喜//好像巨大的幸福就要隆临到//我的头上//在女局长的办公室//我总是选择一个最恰当的//位置//无比恭敬的坐着//无论女局长的话多长//我都不会厌烦//我想说//有一位漂亮的女局长//是很重要的//给一位漂亮的女局长//当下属//是很幸福的”(选自《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作者杨文康,由《星星》诗刊杂志社编辑出版)。
    “浩波浩波救救我//浩波浩波救救我//你看是在微笑着//你的眼睛是张着的//温和而冷漠//真的是和你人一样的性格//浩波浩波救救我//你真不明白我的想法还是//恩?//哪怕眼睛汪汪我也得表达啊//虽然你知道我不是认真的//但我也不是认真的” (选自《中国网络诗典》作者:春树,由马玲署弟兄选编。)
    看吧,读罢两首被选入重刊名书的“诗”。我真不知读者们对此如何评价,而笔者对此倒是意见不少。第一,两首“诗”都在使用贫乏无力的口语化的“诗”性语言,所以缺乏诗味;第二,两首“诗”所表达的意思很浅显,所以难将诗意丰满;第三,两首“诗”都没有关注到生活需要诗人们去关注的地方,缺少对生活的领悟。而值得强调的是这些都是诗新派们所具有的共同弊病,是诗歌创造中的一种恶性潮流。其实也是将诗理解为“随意”性和“娱乐”性之后所产生的必然后果。不过笔者不得不敢大拙言狂出一句:如果真让这口语化的诗歌浪潮去主领诗坛,那么诗坛所得到的就不仅仅是悲哀了,而是实质性的绝望和死亡。
    以上这些观点当然是从诗歌的创作者身上得出的,而换个角度从读者身上来看看吧。看后笔者觉得忧伤中更有了几分凄凉。几乎在文学的读者群中是没有读诗的人的,或者可以这样说,诗只是诗人之间彼此赠阅的文字,诗作的阅读者也不外乎就那么几个诗人们自已而已。首先不妨举个实例以作论据。笔者求学于眉山。眉山即闻名远扬的三苏故里诗书城呀,可是许多时候的一些事情却让我无法相信和接受,比如在这座城市里,如果你要买一本刚出版的《星星》诗刊是很难,要买一本《散文诗》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其它诗歌刊物就更不用提及了,但如果你要买一些娱乐的、休闲的和消遣的刊物就随处可见了。由此可以看出诗书城的市民对时下的诗歌的理解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了!诗还是不是文学的精华?如果不是精华那原因归于何方?是诗人们消失了、宣告退场了还是读者们自已主动离开了诗歌的芳香?当然幸好当地还有一些文学刊物还能留出了一些版面来刊登些诗作,毕竟是诗书城嘛。但连翻几期后也总觉得上面的诗作无非都只是几个诗人一直在那各唱独台的戏,也没有更多的写诗的人参与。没人参与一方面不排除有诗学“专制”的因素,有公关作家在压制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确实没有其它人能登上这大雅之堂了——但无论怎样分析,这悲哀总还是悲哀。在悲哀的事实面前我们也无法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的结果只是对文学的犯罪,只能是自已将自已放纵成了自已心灵的叛徒。
    当然,最近几年的诗坛上还是大有一些诗作是很优秀的,它们传承着古老的光荣传统,即“诗为真理而存在、诗为人性而书写”。如:
    强盗死了 历史还活着
    砍去脑袋的石柱
    仍在流血
    ——黄金城《国殇——题圆明园石柱》
    这是一首好诗,诗里充满了诗的激情,流露出了诗人对强盗的所做所为的愤忾,同时也是在警醒我们的民族千万不要忘了历史的耻辱和民族的悲哀。短短几个字即精炼而又充分传神。此外还有:
    最令人揪心的是它的眼神
    不愤怒 不恐惧 更不绝望
    只有流露出沉思中的
    冷漠
    脖子上套着厚厚的项圈
    对确定无凝的处决
    它惟有 哲人般的冷漠
    ——李春辉《无辜的死囚——拴在饭店门后待宰的狗》
    这首诗也写得很好,它用象征、比拟的手法使诗具有了无限的意味,给人予许多的沉思,表达了作者对生活中无力反抗、无可奈何的弱小者的同情,读来让我们联想到了臧克家先生笔下的《老马》,不同的时代,因不同的原由却都在控诉着同一种悲哀。
    当然还有许多许多的诗作是极其优秀的,如汪渺在《十月》上发表的《斧子斩断了流水》,这是对现实自然遭到破坏后的关怀和反思,还有任先青在《绿风》上发表的《老舍》,这是对作家老舍人生遭遇的悲叹;还有刘家魁在《飞天》上发表的《阿Q劝笼中鸟》,这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种思索,总之,时下的好诗不是没有而是少得可怜。而忧伤的是这少得可怜的好诗又有几个人会去喜欢、去诵唱、去研究它呢?所以呀,悲哀就在于时下的诗学里已没有了学诗、写诗、研究诗歌的氛围和风气了,当然网络上倒是气氛非凡了,个个理直气壮、血气方刚,还将“口语化”的语言也引进了诗坛,当然将口语引进诗歌并无错误,但关键是这些口语久而久之就成了“口水话”了。而最为过分的是那些聪明的“诗人”还将口水话中的某些肮脏的词也拖到了网络诗里呢,他们这些高明的大“诗人”不但能写“诗”,还能用口语化的“诗”来骂人呢,骂得唾沫飞扬、天昏地暗。所以时下的网络诗是值得批评的,大有必要进行狠狠的讨伐一下。因为是网络的东西就很难避免使写“诗”的人出现一种弊症:娱乐性和随意性。因为随意就缺少创作中的斟酌和反复的推敲和修改;因为娱乐就使诗的含金量不断下降,到最后成了吵架的工具或成了暧昧的情书。到最后真的成了“键盘一敲,现炒现卖”商品了,于是“诗歌”也就自然达到了水到渠成的高等境界了。当然,如果将网络诗理解成是私下写好了的诗,然后再放到网上去发表进行交流,那还情有可缘。可事实上这种理解的人会有几个?反而现炒现卖的快餐式的写法却占了网络诗的百分之九十吧!所以网络时代的到来无疑给诗歌带来了极大的毒害,使诗学界的忧伤蒙上了另一道阴影,使忧伤变得更加凄凉!
    五、勇敢地去面对文学上的忧伤
    的确,在某些层面上来讲,中国现在的文学是忧伤的文学,因为时下的文学正如同著名文学家亚伯拉罕在《新文学改良宣言》中所说到的一样,“文学正与时代的步伐,正与历史的良知,正与人类的精神背向而行………有甚是与我们母语涵养了几千年的天良、天赋、天性相脱节………”,而那些欺骗和愚弄广大读者的伪作家们却正用“无视德性、无视操守、无视精神的代价来成功地进行着他们对文学常识、对文学精神、对文学品质、对文学伦理的瓦解、异化和颠覆”的行动。所以说,时下的文学已成了闻一多先生笔下的另一湾“死水”了,看看吧,看看那些在炒作后被高高抬起的伪作家们吧,扒开他们眼前的迷雾,昂起我们的头颅,去勇敢的拆下他们那狼皮订做的外套吧,你会全然地知道他们其实正被市场所绑架、正被欲望所挟持、正被名利所招安、正被时尚所俘虏、正被经济所腐蚀、正被世俗所吞没。换而言之,他们只不过是一台没有良知的伪作品的生产机器而已,而某些文学团体也只不过是伪作品的制造公司罢了,当然某些出版商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伪作家们长期合作、狼狈为奸、共同作案的战略伙伴了。而最为可怜的是我们的读者啊,他们已成了人家墩子上的鲜鱼和大肉,正被人家任意地宰割着,而最为可悲的是他们竟然还毫无觉察这具体的详情。
    悲哀呀,那些破坏文学城墙的伪作家们,他们正适合了诗人北岛无意中给他们订做的那顶帽子:“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然而伪作品是永远不可能成为伪作家们“伟大”的墓志铭的,因为伪作品无法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否则留给中国文学的不仅仅只可能是无奈的悲哀和忧伤了,而是沉沦中的绝望,而是绝望中的死亡。
    可是静下心来平缓一下心中的怒气,既然中国文学存在着由无奈与悲哀共同组成的忧伤。那我们总不能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甩手不理吧,要知道中国文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学,是民族精神的反映,是民族文明的表现,是民族文化的典型象征,如今连文学都忧伤到了将近死亡的程度,那我们的民族精神还能崇高到哪里?我们的民族文明又还能优越到何处?我们的民族文化又还能有多博大、有多精深?——这根本不是我们个人喜怒哀乐、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的等闲之事,也不仅只是文学界上单方面需要面对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化领域里的独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整个中华民族的所有问题中的一个必然至关重要的、十分严肃的,而又是燃眉之急的问题。所以,时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归结到了一个重心上来:何以解决我们中华民族文学中的忧伤?
    当然,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它将要牵涉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人性、道德等等。但作为“文学的初探“,笔者就从文学自身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并在此抛砖引玉、拙言先出,以供各位同仁的或不同仁的都来参考参考。我认为最为关键的就是要解决好文学所承受的一切压力。其中有的压力是完全可以像秋风扫落叶似的将其扫除的,而有的压力却需要加以利用,即要学会变压力为动力,变压力为创作的激情。总之就是要以勇敢的精神状态来面对这一切文学中的忧伤。
    第一就是要让作者们加强自身的修养,首先是加强思想道德的修养,用“德性”召唤出作家们的良知,用良知指导写作的行动,作家们应该明确自已的历史责任感,应该有一颗社会公德心,应该坚持创作的自由性、独立性和原则性与真实性,要确保个人创作的自主权,要敢于以一颗公正的心来同一切外来的压力作坚决的斗争,努力争取创作的自觉性。从这一点要求上来看,我们的作家们需要不断地向先前的文学家们学习,学习他们对文学充满敬仰的精神,学习他们树立起的文学事业的理想主义。同时作家们还应该保持一颗宽广博大的同情心,要将自已扎根于最底层的人民的生活中去,去真正的体验生活,从生活中提取原真原味的材料,要彻底反抗贵族派的娇气文学、坚决抵制流氓派的炒作文学。总之作家们要有鲁迅弃医从文决定用文学匕首剖析国民劣根性的那种彻底的革命精神,要有曹雪芹甘受个人穷困却也要写出绝世悲叹的“红学”的那种无畏的勇气,要有司马迁那种为揭开历史阴影以供天下人共晓而不顾个人荣辱的崇高品质,要有屈原那种“以文表心,借文抒怀”的文学理想主义精神,其次是要加强和提高作家们自已的创作技能。一方面要不断地学习前人们传承下来的优秀的成果,不断加强文学交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批评中要有勇气虚心地接受别人给予的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提高创作的能力,不断完善自已的人格,做一个真正的时代作家。另一方面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也要勇敢地去尝试着开拓进取,创造出新的路子。
    总之,我们要永远遵循“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永远坚持“文以载道,借文抒怀”的创作思想,永远坚持打造“真、善、美”的文学境界,并且永远高举“我手写我心”的文学旗帜。
    第二就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们要勇敢地去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文学批评的责任,要充分地去发挥自身的作用。首先在批评中要摆正批评的态度,要明确批评的目的,也要掌握好批评的尺寸,同时更要保证批评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其次是批评时要能肩负起“治病救人”的责任,也要有不顾权威,不畏公关作家压制的勇气。在公正合理的原则下把自已当作是作家们后脑上的眼睛,随时纠出作家们的毛病来。再次,批评家们还要对我们的读者的阅读方向加以引导,帮助他们去接受、吸收和消化那些文学中的优秀作品的精华。让他们学会品味文学,学会在文学艺术中生活、为文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另一种环境。
    第三就是要勇敢地去迎接“新文学改良”的真正的到来。记得著名作家亚伯拉罕在2004年于北京提出了要进行“新文学改良”的旗号,并且发表了“以振文学刚健清新之精神,以唤中国文学萎靡不振之颓势”的《新文学改良宣言》。然而事实的结果也让人悲哀,这旗号也仅仅是被当作了顺风而过的口号而已,并没有引起文学界的多少风波和关注。不过值得可喜的是,中国文学界里总算还有人在热心地关注着、在严肃地反思着中国文学的忧伤了。不但如此,并且还真诚地、忍无可忍地、勇敢地站出来发表自已的真言了,这在枪打出头鸟的今天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呀,是一种真正的进步,实为难能可贵,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发扬的。
    可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如何去迎接呢?首先当然是要进行自身的储备了。而又要如何储备呢?一方面要学会去批判性地去继承前人留下的优秀成果。要向唐代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韩愈、柳宗元及白居易等文学革命家们学习,要向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中的欧阳修和苏轼学习,要向明代的反复古主义运动中的李贽们学习,要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坛领袖们学习。学习他们提出的要求文学反映民生疾苦,要求文学促进社会制度的某些改革和改良的创作理念,学习他们敢于说真话吐真言的勇气和胆识,学习他们将文学当作是一种理想主义来看待的文学创作心态。当然同时也要吸取他们在文学运动中所产生的某些弊端和后遗症等等的经验和教训。总之要像鲁迅先生在面对文化遗产上的观点一样,要学会拿来主义,要“占有”先前的文化,“占有”后也还要“挑选”,经过精心“挑选”之后才是“消化”,另一方面要储备我们的文学就必须得去走文学真正开放的道路,必须让中国作家主动地去学习西方优秀的一切创作成果。包括创作的新理论,也包括创作的新技巧,更包括西方作家在创作上的态度和精神。其次,当我们储备好了充足丰富的文学知识后,我们就要勇敢地去进行文学革新,要将一切文学道路上的压力和障碍全部铲除和消灭掉。包括毫不留情地将一些顽固、反动、保守的公关作家们赶下中国文学的历史舞台,包括用生命的力量来抗争文学的自由性、真实性和独立性。最后就是要在一条自由创作的文学道路上进行自觉性的创造了。此时我们的文学创造要站在民族文学的高度来完成,既要要求文学的创造能与时俱进,又要要求文学的创造能成为“时代”身后一双眼睛,在创造的过程中要能够通过观察“时代”遗留下的歪歪斜斜的影子来觉察出时代的某些“变形”的方面和“越轨”的地方,然后再用创造性的文字来指引出时代应该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这样,经过文学道路上继承、革新和创造这三大步骤后,我相信中国文学的忧伤将会有所改变。不过从另一种思维来考虑,我也不愿望中国文学没有任何一点忧伤,没有忧伤哪来排除忧伤的矛盾,没有矛盾的文学又哪能是进步的文学。所以说,面对中国文学上的忧伤还得需要所有关心中国文学的同仁们积极地、主动地、勇敢地去面对!只有这样,忧伤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才忧伤得有价值,也才有忧伤意义。
    至此本文已算告完,所谈心得皆发自肺腑,所写文字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笔者的悲愤之情。但一切实为难忍,所写这些虽为笨字拙言,但相信也一定会对中国文学现状的发展有所警醒,也会对研究中国文学现状的前辈们有所帮助。当然笔者也相信这些文字也会与关注中国文学的同仁们产生许多共呜。如能心随所愿,笔者此时仍旧悲愤的心也将会得到几多宽慰。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李小龙、张仲裁、杨飞编写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年9月
    2、《中外55名作家成长历程》 杨嘉宝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 2005年7月
    3、《现代中国文学论丛》 周晓明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7月
    4、《丽娃河畔论文学》陈子曹与罗岗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7月
    5、《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李建军等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年8月
    6《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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