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歌，最值得骄傲的还是在古代。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散曲……这些成就犹如一座座高山，让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却难以超越。难以超越于是就有了偷懒的办法，就像宋人知道超不过唐诗，于是改写哲理诗，今人呢，开始诗界革命，打算开一代新风，却使诗歌走上不归路，经历一个短暂的辉煌后，逐步走上病态，迈向死亡，也可能是几千年的漫长征程使诗歌累了，需要暂时的小憩，这种入睡的状态被误认为“死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死了还是睡了，都是在说明一个问题，当前诗歌并不景气，陷入极为尴尬的状态。
这决不是一个偶然，当“五四”前后，诗界革命一开始时候，就注定了今天的局面。如果说梁启超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改革措施，甚至再退一步，把目标改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时候，还是清醒的，至少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但是旧瓶装新酒好像无法与那个时代相吻合，难以平慰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焦灼与狂热。到了胡适，中国的诗歌便如决堤的滔滔江水，在空荡的旷野中泛滥开来，虽然好似自由、奔放，白茫茫、浩荡荡，却是无头的苍龙，四散的奔马，没有了昨日的底蕴和气势。蓦然回首，那胡适反其意用之的“自古成功在尝试”便越发的狂妄和浅薄了。那些诅咒“必死必朽”的话语，也似乎不幸应验，让人感慨万千！
虽然那第一“白话诗人”的诗有点不堪入目。但是沈尹默的《三弦》，俞平伯的《冬夜》以及康白情的《草儿》等一批诗歌还是值得称道的，原因也正式在于他们诗中旧文学的意象、旧诗词的格律与新诗潮的哲理以及欧化文法。真正“新”的东西并不多，直到周氏兄弟彻底抛弃了旧格律体，而这个抛弃，却也没有创出新来，只是“欧化”而已，从此中国的诗歌再也没有了纯正中国的味道，甘当起别人的随从，直到迷失与死亡。
其实，无可否认，新诗是取得过很大成就的，当现代的一些文人找到自己的坐标以后，在所谓的“新”的领域里的确走出一大段的路，对于生活、革命和艺术有了很大的推进。如郭沫若那激情澎湃的《女神》，冰心的“小诗体”《繁星》、《春水》，“理性节制情感”美学原则下的“新月派”，闻一多的《红烛》、《死水》，后来追求“爱”、“自由”的徐志摩，他的诗《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等在新诗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之后，在左联的领导下，中国诗歌会成立了，以前驱殷夫为代表的诗人开始为革命服务，他们在此期间创造了一大批的优秀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实，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臧克家的《烙印》，把此时代的诗歌牢牢地烙在诗歌史上。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又开创了“现代派”，把诗歌进一步推进，一首《雨巷》把多少人的幽怨和彷徨刻画的淋漓尽致，然而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段时间的诗歌所取得的成就却正是向传统的回归，此中“深谷”、“渔船”、“古井”、“残阳”等正是古代文化的重现。经过这一个时段的爆发，诗歌正如那决堤的长河，一泄之后也就开始变得舒缓了，也正如一个败家子，一通大吃大喝的挥霍之后，家中已经没有太多的积蓄了。屈指可数的还有艾青，之后的冯至、穆旦，再后来的顾城、海子等，已经犹如小小的细流，择洼地而流了。诗歌开始死亡，慢慢地耗尽……
新时代里的诗歌离我们的世界越近，我们反而感到越陌生了，在我们脑海中久久盘旋的依然是唐诗宋词以及徐志摩、臧克家等的印象。所谓的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为发端的现实主义诗潮，除了对文革浩劫的迷惘、困惑、怀疑、失落等，其实就很少建树了。北岛、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等之后，直到今天，诗歌似乎越写越多，而读的人却越来越少。不可否认的是，生活的快节奏，竞争的激化等压力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没有了诗意，现实的追求是人们缺失了浪漫的气息，诗歌的死亡首先就是读者群的死亡，一旦没有了诗歌发酵的土壤，诗人也便一代不如一代。特别是当今的诗，由于历史的原因，走的路也越来越窄了，古诗词是因为文人精雕细琢、大用典故造成的阅读障碍而被历史抛弃。当前的诗呢？没有了古诗人的厚度，却一样的让人搞不懂，一样的脱离了生活。现在不是“尝试”了，换成了更科学的词语“实验”，结果却更坏。翻翻当前的诗集，一没有文采，二没有意境，只有或俗或抽象的词语的堆砌，无怪乎有人突发奇想，把选好的词语打乱了然后随机排序生造一首诗，也能被一些读者看好，特别是在网络上。
网络上的诗也叫做诗，让我感到很遗憾。的确正如他们说，你看不懂就不要评价。我是看不懂，但是我相信那些所谓的“诗人”自己也不懂。诗歌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完全看不出是“引车卖浆”者之流所倡导的了，它不仅没有了古诗词的韵味、含蓄，也没有了近代诗词的明快、优美了，所剩的只有“诗”的招牌和“圈”里的奉迎，如此而已，所以在很多人心里，诗歌死了！
诗歌真的死了吗？我不认可。我更相信它是睡着了，在这个浮躁、庸俗的世界里暂时的睡着了，它在等待，等待传统文化的回归，等待着人们审美情趣的泛起，等待着浪漫时代的到来……那个时候，诗歌定会破茧而出，以一种更美的姿态回到人们生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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