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首唐诗，也许它的作者并不为很多人所熟悉，但诗的内容却流传甚广，从文人骚客到普通百姓，从多情少年到白发老者，很少有人不熟读成诵，又很少有人不一次次被诗中的意境所感染、所陶醉，并在心中产生无尽的遐想。它就是诗人崔护的《过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一首文字平易、质朴得几近口语，既看不出丝毫雕饰、也未用任何渲染的小诗，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而又巨大的感染力呢？我们还是先从中国爱情诗的传统以及一种人所共有的审美心理谈起吧。
有人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爱情诗既非那种对爱情理想得以实现的歌颂与赞美，也非对未来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憧憬，而是那种专门追思已逝之爱——很多情况下往往表现为一种绝望之爱的诗。是耶非耶，姑置勿论。反正，早在《诗经》中便已有了这样的描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而倘若论起中国的爱情诗来，则无论如何也不应忽略这样两位诗人：李商隐和戴望舒。他们那种极尽含蓄、细腻而又朦胧的表现手法，那种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忧郁和伤感，使人们无论何时读起他们的诗来，都会在内心深处引起一种隐隐的惆怅，一种淡淡的温馨，一种久远的回忆和联想。无论是“昨夜星辰昨夜风”，还是那个独自撑着油纸伞飘过雨巷的、结着丁香一样愁怨的姑娘，无不是作者生命旅途中一种浪漫的邂逅，一种诗意的偶然，流露在作者笔端的，则是一种对往日恋情——如果可以称之为恋情的话——的眷眷追忆和依依缅怀，一种仿佛来自冥冥的期许与爱愿。初看，这似乎颇有几分“私人性”，可扪心自问，这不正是每个人内心都曾有过的一种既隐秘、又真实的情感经历么？试问，谁的脑海中没有储存过某个异性嫣然一笑的面孔？谁的梦境中又不曾出现过某位丽人转瞬即逝的倩影？甚至，谁在一生中又没有过一次或几次崔护式的寻春际遇和桃色故事？
正是这种面孔和倩影使世界变得多彩而又生动，也正是这种梦境和故事使人生变得更具魅力。这种恋而不成、爱而不得以至欲睹其颜而不能的失落感，便构成了千百年来一个个艺术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也成为他们内心深处永难摆脱、反复演绎和咏叹的经典情结。也许正缘于此，崔护这首看似漫不经意、信手写来的诗才会深深扣动人们的心弦，以至发出穿越时空的袅袅回音，也将一种绚丽夺目、芬芳四溢的桃花从唐诗植入人们的心田。
这里已涉及对爱情的认识、理解和审美体验，即爱情在本质上究竟是悲剧性的还是喜剧性的？是遥不可及的云霓还是伸手可触的现实？是洞房花烛、珠联璧合的圆满，还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的遗憾？对此，只要看看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作品——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孔雀东南飞》、《红楼梦》，再去想想历史上那些真正刻骨铭心、流传千古的爱情佳话——从梁山伯与祝英台，到陆游与唐琬等等，答案便会十分清楚。其实，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爱情）都有其与生俱来的脆弱性、瞬时性和不可重复性，正如你不可指望一位几十年前的佳人会容颜无改、风姿依旧地出现在眼前一样。应当说，这是一条普遍的、永恒的艺术规律，也是一种必然的生活逻辑。倘有违悖，结果便可能适得其反。以崔护《过都城南庄》里的故事为例，若煞费苦心地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和模式将上面的故事作了一个狗尾续貂式的“改编”，给它安排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样的结局虽“幸福”、虽“圆满”，但又何其俗套、何其乏味！
也许，留下一些遗憾，爱情才更美丽、更动人，正如不见了少女，那诗中的桃花才开放得那样痴情、那样长久，直至千年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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