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本刊刊发了《艰难的城市表达》一文，对小说创作中“城市表达”的缺乏提出了批评。而在诗歌创作中，“城市表达”却从来没有间断过。可以说从新诗诞生以来，诗人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城市。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当代诗人越来越多地以城市化的视野观察世界，从感受方式、思维方式与审美趣味，到描写的对象都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使当代诗歌呈现出新的景观。
——编者
我一向不太理会按照题材把诗歌分为城市诗、农村诗、军旅诗等的做法。因为诗强调的是表现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对自然、社会与人的思考，至于写作中选用的意象、涉及的背景是城市、农村，还是军营，那与诗人的生活经历与审美习惯相关，是不必强求的。因此，我不是把城市诗视为诗歌的一个类别来研究，而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来考察当代诗歌某些新鲜因子和微妙变化。
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原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产物，是人类调动自己智慧、遵循实用与功利目的而建造的人工空间，它以人化的自然为主要特征，是人类文明的缩影和标志。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后，城市更因其与大工业生产与商品经济活动的密切联系，而成为社会进步与现代化转型的标志。
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者对城市一直非常关注，罗伯特·派克·欧内斯特在《城市生态学》和《城市社会心理学》中，重点讨论过城市的生态和城市生态对城市人的心态的影响。齐美尔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更是针对城市人精神的游离状态，提出了“我是谁？”的疑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西方诗人最先敏锐地感觉到城市带给人的心理变化，法国贝特朗的《夜之卡斯帕尔》，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开启风气之先；之后，法国的兰波、比利时的凡尔哈仑、美国以桑德堡为首的芝加哥诗派，将城市诗歌的创作推向了高潮，这些作品触及现代都市的各个角落。我国从新诗诞生以来，诗人的目光也没有离开过城市。特别是“九叶”诗人，更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城市为主要表达内容，如唐祈的《时间与旗》，袁可嘉的《上海》，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杜运燮的《追物价的人》，陈敬容的《冬日黄昏桥上》……这些诗的背景与角度不同，但都写出了旧中国城市的污秽，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大都市里感受到的痛苦和内心的荒凉。
建国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熟悉的故乡变成了陌生的面孔，为土生土长者所熟悉的家园正在远去，它带来了众多人的怀旧与惆怅，也为个人的生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生机遇。新的生存空间不断得到开拓，新的社会族群不断出现，城市人的审美心理与审美趣味通过物化的手段凝结到城市的布局、建筑与环境之中。环境的变化和心理的变化，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原料”。因为城市是现代生产力与现代文明演进最明显、最敏感的地方，也是现代人的情感意识与心灵世界展示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因此城市化视野中的当代诗歌，都试图揭示出城市人的心态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过程。
对城市精神的把握与开掘，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奏
城市化视野在当代诗歌中的突出表现是在对城市精神的把握与开掘上。这类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城市精神的作品，新诗史上也曾留下不少名篇，像郭沫若的《上海的清晨》、公刘的《上海夜歌》、郭小川的《厦门风姿》等。然而，近年来这种整体上描述城市精神的作品，却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奏，这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梁平于2003年推出的长诗《重庆书》。
重庆是我国西南的大都市，近年来更以超常的速度发展。重庆悠久的历史和这些年的巨变，不能不给人们的心理以巨大的冲击。梁平出生在重庆并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他说：“一个城市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巨大、不可替代的，这里包括这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个人价值和个人品质的形成。《重庆书》不是对一个城市的缅怀，也不是一个城市的诗性简史，而写的是人与城市的胶着关系，人与城市的抗衡关系。”《重庆书》是对一座城市的特殊精神的现代抒情，它以探讨这座城市的灵魂为基调，把它三千年的历史与现代的人生场景交织在一起，把个人的经验与城市的精神联系在一起，把现实与理想、大地与天空、私人空间与公共叙事联系在一起，多侧面地展示了一个城市的灵魂，在当代诗歌的城市书写中提供了新的经验。在这部长诗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到诗人追求的是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也就是艾略特所说的“永久的意识”与“暂时的意识”的统一。有了这两种“意识”的统一，诗歌也就具备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感。
历史感的追求还体现在对城市具体景象的吟咏
城市化视野中的当代诗歌对历史感的追求，不仅表现在《重庆书》这样的全景式展现城市精神的长诗中，而且也包含在那些以城市的具体景象为吟咏对象的诗作之中。这是梁秉钧笔下的北京胡同：
我走过胡同/避开小贩叫卖的声音/避开老大娘的耳目/在一个隐秘角落拥你入怀/我走过胡同/我是二品武官正在门前下马/宫里密诏/要把你的父亲收押/我通风密报叫你连夜远走天涯/我们终会有日重逢/我走过胡同/你已从墨尔本归来/帮老外在桥边弄了酒吧/并且热烈投入了房地产生意——《胡同》
诗人从北京胡同的实景写起，但是并没有拘泥于现状的描绘，而是透过穿越时空的想象，构拟出一个戏剧化的历史场景，到了结尾则又回到今天的现实中来。正是在以胡同为背景的大幅度的时空交错中，历史与现实达到了谐和的统一。
现代城市与市民阶层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城市心态从本质上说来就是市民心态。城市化视野中的当代诗歌，不只限于对城市的外部形象做逼真的刻画，而是要在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冲突中，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揭示现代城市社会中市民的群体意识和个人心态。路也的《两个女子谈论法国香水》、沈苇的《三个捡垃圾的女人》、张执浩的《一棵白菜》、荣荣的《鱼头豆腐汤》，光从题目上看，是俗而又俗的日常生活，但细心读来，又决不只是日常生活的展示，而是凝聚着诗人对市民生活现状的思考。在这类作品中不乏诗人对自己所赖以寄身的城市的某种温馨的情怀，但有时也相当突出地显示了城市人的孤独、冷漠与无奈。
这是梁晓明的《各人》：
你和我各人拿各人的杯子/我们各人喝各人的茶/我们微笑相互/点头很高雅/我们很卫生/各人说各人的事情/各人数各人的手指/各人发表意见/各人带走意见/最后/我们各人各走各的路
在门口我们握手/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下楼梯的时候/如果你先走/我向你挥手/说再来/如果我先走/你也挥手/说慢走/然后我们各人/各披各人的雨衣/如果下雨/我们各自逃走
这首诗对当代市民心态的开掘，可说入木三分。这里的“各人”，每人都是自然的主体，立足于个人本位，在彼此间的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边，显示了一种浓重的冷漠和孤独。诗人似乎是在为“都市病”诊脉，但却未能开出灵验的药方。
城市化的视野所观照的不仅是城市，同时也应该包括农村
现代城市的发展变化又是与不断涌到城市的“陌生者人群”分不开的，这是一群离开土地的农民，是城市的陌生者，也是城市的建设者。城市化视野中的当代诗歌，不可能不向他们投以关切的目光。
这些离乡背井的人来到城市，头一关就面临着求职问题，城市人都有下岗的，何况没有任何学历、背景和关系的打工族？宋晓贤这样描述一个打工者的遭遇：
小杜在珠海/住了十五天/他骑着自行车/沿着小岛/走了十五圈
所有的电子厂/都嫌他年纪太大了/而招司机的地方/又嫌他驾龄太短
小杜才二十九岁/但看上去还像个小男孩/但这解决不了问题/招工人员只认身份证
可他连买一张假身份证的钱/都没有了
——《在珠海，绝望的三灶镇》
求职是这样难，但是求到了又怎样呢？曾亲身经历过打工生涯的谢湘南在他的组诗《呼吸》中真实地记录了打工族的生存状况：一个二十岁的来自江西的女工，在流水线上，被轧烂中指二节，无名指一节——调查结果/属：“违反工厂安全操作规程”
据说/她的手经常被机器烫出泡/据说/她已连续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据说事发后她没哭也没喊叫/她握着手指/走/事发当时无人/目睹现场
此诗题为《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全诗客观地记述了一次工伤事故。然而结尾的“事发当时/无人目睹现场”这两行诗，就完全表示了诗人对把事故定性为“违反工厂安全操作规程”的质疑。这种对打工族生活的原生态的描述，客观、逼真，令人怵目惊心。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仅产生了大量写城市的作品，同时，也对写农村的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城市化的视野所观照的不仅是城市，同时也包括农村。一些出身农村的诗人，接触了城市，在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对撞和交融中，开始以一种新的观念与视角观察农村，从而有了不同于前人的新的发现。
江非是一位在山东农村长大的青年诗人，他的诗多取材于他的家乡平墩湖。但是他当过兵，到过城市，在经受了城市文明洗礼，再回望农村的时候，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城市为参照。请看他笔下的《妈妈》：
妈妈，你见过地铁么/妈妈，你见过电车么/妈妈，你见过玛丽莲·梦露/她的照片吗/妈妈，你见过飞机/不是飞在天上的一只白雀/而是落在地上的十间大屋吗/你见过银行的点钞机/国家的印钞机前的小河一样/哗哗的点钱声和刷刷的印钞声吗/妈妈，你知道么/地铁在地下/电车有辫子/梦露也是个女人她一生很少穿裤子吗/妈妈，今天你已经爬了两次山坡/妈妈，今天你已拾回了两背柴禾/天黑了，四十六岁了/你第三次背回的柴禾/总是比前两次高得多
写妈妈的诗，真可谓汗牛充栋，但这首诗依然能给我们强烈的情绪冲击，其别具一格之处就是以城市化的视野写农村。正是在城市与农村生活的强烈对比中，写出了妈妈这一代农村女性的不幸命运，让读者悟出在已进入新世纪初的今天，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城市是现代文明演进的最急剧、最敏感的场所，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诗人们正越来越多地以城市化的视野观察世界，它不仅改变了观察者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与审美趣味，而且会渗透到所描写的从城市到农村的各种对象中去，使当代诗歌呈现新的景观。这种情况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而不断推进，将会对新世纪的诗歌产生深远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