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士族血统在20世纪的彻底衰亡，当代从事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大都是一种从体力劳动阶层翻身得解放的苦出身。即使仍然有些家学渊源或者其他什么人文地理影响，在越来越庞杂的知识分子构成和越来越功利主义的时代风气中，这些因素除了可供怀旧之外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发挥。一分为二地看，苦出身的优点在于勇于拼搏和艰苦奋斗，20世纪华人在自然科学上取得的诸种重大成就，都应了中国那句“寒门出贵子”的老话。然而对于人文知识的再生产来说，这种贫寒出身在多数情况下是祸而不是什么福。尽管他们仍然可以出产品和成果，但限于那种最简朴、最原始的生存奋斗，也只能生产出最简单和最粗糙的精神食粮。而且即使如此，他还是以为我们比先前阔多了。也就是说，从他们贫瘠的本性上讲，就不可能提出有远大前途的文化理想。以 “受苦人心态”为内在基础的知识活动和精神生产，势必严重影响其精神产品的现代内涵和人性含量，这既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逻辑起点非常之低，也是当代文学艺术话语与价值混乱的根源。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受苦人心态，不仅在历史上有源远流长的传统，而且在当代社会中它还特别地得到体制保护，因而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知识分子的群体无意识。它是一种颠倒天堂和地狱关系的技术产物。由于精神血统的低微和后天文化体制的袒护，长期以来，在中国意识形态中一再宣传的就是那种“向往地狱”的黑暗心态。作为一种内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幻像，它蒙蔽了人类对生活、生命和现实进行判断的基本常识。它根源于孔子的“先难而后获”的仁者之心与孟子“天将降大任欲斯人也”那段“大丈夫”话语。近代以来知识者的座右铭，几乎都与这种极限状态的精神意识有着深刻的渊源联系，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让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等，甚至包括但丁的“炼狱”、“地狱”、“天堂”三部曲这样一种精神上升的逻辑结构，也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格外倾心的对象。如果仅仅作为一种个体心理层次的宗教信仰与道德自律，它不仅是应该许可甚至是应该受到敬重的。而事实上这种不正常的心态总是顽固地要把自身普遍化为一种观察世界与理解生活的基本方式，这时这种“地狱般的心态”也就不再具有合法性，对内来说，它往往成为知识者精神自虐的先验基础，对外来说，它的一个典型形态就是斯大林时代的“个人精神自杀的机制”。苏联哲学家Ａ.齐普科对此曾这样分析，斯大林分子通常都已丧失了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希望和生活乐趣。他们不愿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坚实土壤，因为现实生活使他感到枯燥无味。另一方面，这种人性沦丧必然导致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极端仇视和憎恶，这也就是他们反对人们过安定生活、猛烈攻击“个人利益” 和“小安乐窝”的根源。（《哲学译丛》1989年第五期）正是在受苦人的“地狱心态”驱动下，他们非常喜欢黑暗和各种恶劣的、灾难性的社会气候，“发疯似地寻觅暴风骤雨”，甚至于为了能够获得地狱生活的生动体验而到处去寻找鬼魂与阴暗，从而导致把人间当地狱把地狱当天堂这种人的文化异化。这也就像马克思讲的那种只知道吃“破烂马铃薯”的爱尔兰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
这个从人本学向实体主义、从积累性社会向消费性文明的过度年代，可以说几乎触动了每一个传统利益集团的存在根基。“新旧社会两重天”，各种长期储备和无比沉重的精神资源，已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突如其来的当代世界。它彻底打乱了人们在感觉、心理、判断力与行为方式诸方面的对应性，因而这种“地狱心态”也就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病。大而言之，这就是紧张的意识形态对立一直阴魂不散的根源。哈佛大学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意识形态冷战的一个遗腹子。关于它被炮制出来的心理根源，根据有关专家的意见，主要是苏联解体，美国人突然失掉长期的竞争对手所导致。这种胜利并不仅是美国人的胜利，而且还成为他们一个负担，一个难以短时间化解的精神情结。一个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强敌突然土崩瓦解的同时，它也意味着一整代一整代的美国人读书、工作、研究、设计、写文章，这些全部的“经国之大业”的精神储备都化为虚无，因为已经不可能在对象身上大展身手了。而这种紧张的武装到牙齿的冷战意识形态，必须找一个适合的对象才能排遣出去，找来找去，他们发现中国是合适人选。从小的方面讲，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也是如此。正如我反复强调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一种诗人/政治家结构，他们不仅对现实政治过于热心，而且终其一生都在为此而“备战备荒”。但随着世纪末全球性社会革命热潮的衰退，以及新的消费性经济时代来临，中国知识分子以全部生命换来的政治存款正急剧地贬值，并使得这种充分发展起来的诗人/政治家本质力量彻底丧失了现实对象，因而它们只能借助这种抽象的话语活动把内在的欲望与焦虑发泄出去。
本来追求当下满足的“过把瘾就死”也好，或者打出拒绝投降的旗号把斗争进行到底也罢。且不管你是要用流血的头颅去撞击技术文明大门的崇高的现代主义者，也不论你是要用“皮笑肉不笑”的舌头去做“鸡蛋碰石头”的后现代游戏。只要这些行为都是源于你的自由意志，或者说是建立在一颗“平常心”基础上，那它们完全可以成为表达人生的智慧、精神、人格、气度的工具。然而由于受苦人的心态本质上是一种永远认为自己在受苦受难的精神机制，因此所有的新变化也就必然要被解读成伤害他、使他受苦的东西。他极目所视（包括被不幸地挟裹在时代激流中的自身）自然也就不仅堕落甚至是万恶不赦，而他所要做的惟一工作就是横扫一切进入其视野、引起他生理不快的新生事物。无论时代、空间如何变化，它却只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反应，就是“不蒸馒头蒸口气”，以自身贫瘠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为赌注，同一切他自己树立起来的假想敌拼死决斗，并为这种想象中的激烈撕杀而激动不已。大如第三世界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甚至在盖楼时也忘不了发一个超过美国纪录的大誓愿。小如学术界中经常出现的中国的什么什么比西方的早多少多少年之类的攀比语法。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建立在非物质基础上的“以理相争”必然是要失败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中总要失意而归的原因。这其中的根本问题仍在于那种本性迷乱的黑暗心态，由于它总是要导致在逻辑分析和价值判断上的严重失误，因而这种潦倒失意也就成为一种不可解除的命运咒语。
更能消几番风雨，在和现实进行了屡战屡败的交手之后，由于找不到失败的真正原因，最初那些属于“穷棒子”的硬骨头精神和朴素的道德情感，就会迅速蜕变为一种对于“不公平的现实和命运”的极端仇视和怨恨。在所有的努力都于事无补之后，他就只能通过对现实的辱骂和恐吓来进行最后的斗争。这种辱骂最初是无意识的和充满矛盾的，因为那种受苦人的心态也是一步步暴露的。这里可以贾平凹的创作为例来说明。从他的散文到他的小说，就是一个受苦人变坏的全部证据。散文中的贾平凹，是一个有诗意境界的和充满中国智慧的穷人；而小说中贾平凹的心眼则越来越坏，已经是一个眼馋城里的政治、金钱、奢华生活和女人的委琐者，一个不再有什么志气或朴素本性的穷人了。他在《浮躁》和《废都》中所表现一切，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轻视、敌视、辱骂“文明”的流氓无产者思潮，是因为在现实中被剥夺了进入文明中心而在心理上必需的一种替代性满足。而就其小说中“土八路”对城里女人战无不胜的角度，则不过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流氓无产者因性压抑而产生的“下流的想法”。然而这尚不是“穷人故事”的高潮，此时这个愤愤不平的受苦人的压抑和焦虑还可以忍受，以及可以用隐喻这种比较高明的文化手段来抗争。他内心中可能还保留了一些其他的想法，还没有到必须赤膊上阵“拼刺刀”的时候。而到了90年代末，由于越来越沉重的压抑和焦虑，这层隐喻的面纱已经成为多余，于是他被迫拿出最后的撒手锏，开始明目张胆地破口大骂起来。从“谁打了谁”这种政治陈年老帐，到用身体写作的“小女子”是否具有性经验；从以“特牛逼”来描述鲁迅的伟大影响，到对一个妓女手袋中的《文化苦旅》进行集体会诊，这种粗俗的、不怀好意的骂世之风一浪高过一浪，而且时常出现巾帼不让须眉，自古英雄出少年等当代传奇。它不由使我想到《浮士德》中的特尔西特斯，他的开场白就是，“唬唬，我倒来得正好/我要用全力来把你们骂倒。”一般的世纪末都是充满感伤情调，而中国20的世纪末出现的却是口水横飞的污浊气象。这里还有必要对“观众”补写一笔，骂人者所以十分开心，就是因为有大批的观众来捧场。这些观众中有些素质并不低，而且还可能是什么教授或专家。一般说来，这些嘴仗与他们的专业也了无干系，他们也根本没有什么渔利之处，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就是抱着在专业领域中少见的热情混迹其中，难道他们只是为了出一口怨气，或者使某种被掩饰很好的心理损伤得到修复。这样解释难免还有一个疑问，他们即使出身贫贱目前很多人也都混得相当不错了，那么这些阴暗心理究竟从何而来呢？推其原因，就只能说是他们受苦人的心态太容易受刺激，因而总要不时地露出那个作为自然标记的尾骨来。
这种辱骂欲望尽管只是受苦人心态的一个表象，但它却相当深刻地再现了当代社会中大量积压的深层怨恨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怨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心理中一个主导性的结构。怨恨者即使由于自己活着而不止于希望这个世界快点毁灭，也对这个使他不快乐、受伤害的地球基本上没什么好感。中国的许多应该的事情不好办，主要就是当事者心怀不满，不愿意干，消极怠工，甚至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政策或法律的名义搞破坏。如果说有时他也履行一点义务或责任，那也是因为不这样就没有办法混日子。他的全部人生观可以说都源于“且趋生前”的杨朱哲学。他最基本的行为方式是不负责任和极端冷漠，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像哈姆雷特那样想：真倒霉，要轮到我来整顿乾坤了。他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看作倒霉。而且只要能够逃避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现实惩罚，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当个快活小人，甚至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小到对自己的大小便不加控制，大到高层腐败中的各种违法乱纪，其心理根源可以说就是他原始的受苦人心态在作祟。然而他们不明白，这已经是走投无路、作困兽斗的最后一步了。它表明他们已经和人性、和这个世界脱离了任何有意义的联系，而这时他们也就从此失去了所有的同情，等待他们的就只能是孤独地“恨恨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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