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户籍管理的松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中国人的活动空间日益扩大。由此，产生了一批不吃“皇粮”的自由职业者和边缘文化人。怎样看待这个日渐活跃的新群体，本文提出了作者的一家之言。
从美国的一个边缘知识人团体谈起
几年以前我到美国进行访问，曾见到过各种类型的美国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国际援助者组织。这个纯民间组织一共只有四五个人，他们中有一位是教师，一位是木材商人，还有一位是医生，由于偶然的机会，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们聚合起来，他们放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聚合成这样一个社团。他们认为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为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的人们做些什么事。据说，他们曾成功地为一些非洲小国提供政治与国际问题的咨询，他们有时也收一些咨询费，以维持研究的开支与生活费用。他们问我可以为中国做些什么，我说中国社会的腐败与社会不公是转型过程中最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说可以考虑到中国来，为中国策划反贪污或为治理环境提供一些建议之类。
他们的总部就在当年华盛顿旧居附近的一条古老的街上。连房子都是十九世纪的老样式，略已陈旧的客厅地板上，并排放满了打印好的文件资料之类，颇像当年美国独立革命时代的一个临时指挥部。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相当复杂：一方面，他们有着一种与现代美国世俗生活颇不协调的理想主义，有着某种类似于唐·吉诃德的救世热情；另一方面，他们又使人隐约感觉到其中似乎还有着某种与十九世纪美国人开发西部精神相似的东西。我开玩笑对他们说，我仿佛到了华盛顿当年的革命指挥部。他们听后很高兴。
与我见到过的那些大名鼎鼎的美国议员、商业巨子相比，这个小团体可以说是美国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普通的边缘知识人群体。社会上似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也没有什么人关心他们在做什么事。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这种多元社会的整体的活力，正是由无数此类民间人士在自由空间中表现出的微观的活力相加而体现出来的。
中国当下的民间知识人
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中国的民间社会当然并不存在此类社会团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正在经历从板块型的大一统社会向多元社会分化的过程。在这一社会分层化过程中，出现了处于游移状态的边缘知识分子个体，这里说的边缘知识人(Marginal intellectuals)指的是，那些未吃“皇粮”的具有人文倾向的边缘知识分子，而并不包括单纯经济上的个人奋斗者。这些游移于社会上的知识人，通过市场提供的资源与机会来谋生，他们在努力寻找机会，施展抱负，实现自我价值。如果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能对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知识人群体进行一番社会学的研究，就一定会告诉我们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可以说，古往今来的各种社会都有这样一些处于游移状态的边缘知识人。然而，当代中国的边缘知识人的出现，则与近年来市场经济与民间社会的发展有关。一方面，在现有的条件下，体制内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与深造的机会，大学、文艺团体、研究所与各种文化事业单位不可能容纳所有希望获得文化职位的人们；另一方面，都市经济生活的迅速发展，教育事业的拓展，发达地区的文化示范作用的强烈刺激，不断持续地刺激外省与边远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到都市实现个人抱负。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市场经济与社会空间的多元化，使这些外省知识人不进入“单位”也可以获得谋生与发展的机会。
边缘知识人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现象。相对于那些处于社会生活影响力中心的吃“皇粮”的知识分子，他们处于边缘，他们的生活往往并不安定，经济来源也未必充裕，他们基本上没有固定职业，或有职业但此职业仅用以维生，不足以体现其自我确认的价值。他们在实现自己价值的奋斗过程中，积累着民间的文化财富，开拓着新的社会空间。要认识当今中国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就首先要认识这样一些在民间最活跃的知识人。
边缘知识人有种种不同的经历。有的人大学毕业，分配在某些环境不如人意的地区而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有些人高考或研究生考试落榜，又不甘回到内省闭塞的环境中去，因而来到大都市的民间社会谋求发展事业。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社会流动性，提供了都市内获得最基本生存的可能。这些人各有各的特长，各有各的能力，有的是默默无闻的个体户画家；有的具有文字才能，他们写文学作品、策划组织出版或从事文化活动；也有的从事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其中还有的家境富裕，有足够经济来源支持，他们常常在各大城市游学，旁听著名大学的学者讲课，成为编外学生，思考着中国的大问题，如当年毛泽东之在北京大学旁听一样。
边缘知识分子的两重性
应该意识到，一方面，边缘知识人可能是社会上最具生命力与原创性的文化人社群。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也有毅力，他们对成功渴望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他们往往具有某些与主流价值标准不合的人格特征，例如有的人文学方面极具悟性，然而天生数学太差；又如有的人功课什么都好，但就是外文不及格；有人除了热衷于绘画，其他一窍不通。在现行的要求“全面发展”的考试制度下，此类偏才不得不被淘汰出局。而社会又缺乏给予他们进入体制内深造的第二通道，于是纷纷在都市中寻找谋生机会，他们所具有的种种为社会所需要的特长，在市场条件下得到发挥的机会，于是纷纷成为游离态边缘知识人。
边缘知识人在文化创造方面的优势，有一位网上作者曾有过很精辟的分析，用这位作者的话来说，他们“什么都不是”，就“什么牵制也没有”，这正是创新的契机。
事实确实如此。边缘知识分子固然得不到“单位”提供的稀缺资源，另一方面却获得了后者或“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语)难以获得的自主权。而这种自主选择权正是思想者最需要的东西。成为边缘人则意味着有了最充分的时间自由与精力，去从事自己想做的或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边缘知识人在文化创新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与自由度，正是一个社会文化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有些边缘知识人同时还具有一些负面性的东西。他们中有些人在社会上闯荡多年，加之经济窘迫，怀才不遇，内心充满个人命运的挫折感。例如，他们中有的人在窘困之中不得已给名人投书，希望得到支持与帮助，却往往得不到回应；他们内心自尊心很强，然而在社会上却恰恰被人看不起，甚至受到地方上一些不法分子的欺侮，内心往往有一种不平之气；与一般隶属于单位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对社会的评价更为消极；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与事业挫折感的双重冲击下，有些人会出现人格的扭曲。由于他们多少有理论知识，见多识广，又往往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敏感，另一方面，对于复杂的问题由于缺乏知识积累，在思考过程中并没有想通，于是，激进的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式的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就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吸引力。因为这些意识形态话语可以使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的宣泄得到最大的理由化。从历史上看，在社会陷入困顿与危机时，边缘知识人会突然变为“社会正义”的代言人，变为反主流文化的先锋派；这时，他们会感受到一种受压抑者冲破桎梏时所产生的浪漫的人生体验，那可是一种被罗素形容的充满“登仙般的飞扬感”的人生体验。
对于边缘知识人群体中的某些人士身上的负面性，有一位老朋友曾有亲身体验。这位朋友从北京归来，颇有感触地向我谈及自己在北京与当地民间文化人广泛接触后的体会。他说自己原先对于那些从事民间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的看法还是比较积极的，从理论上说，这些边缘文化人可以说是中国未来市民社会的萌芽。然而，这些文化人在商业运作中的不择手段，只要有利，什么都愿干。比如他们炒作新闻时表现出来的煽情性，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市民口味以求得到较高的收益。这位朋友不无感叹地说，这些民间文化人身上已经没有八十年代时第三代知识分子那种忧国忧民的执著与献身精神，他们身上更多了些商人式的唯利是图。这位朋友担心，更有甚者，在社会转型出现重大的困难与危机时，这些事业未遂而充满挫折感的社会人群，可能是经济危机最先的受害者，他们身上潜伏的反社会、反文化情绪可能起到激化社会矛盾的负面作用。这位朋友说，当年希特勒式的啤酒馆暴动，其社会基础不正是那些失意的边缘知识分子么？
虽然中国现在的情况与当年的德国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从历史上看，当一个社会进入危机时代时，边缘知识人成为最具活性的社会分子，并对社会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则是不争的事实。
开放社会与边缘知识人
边缘知识分子已经是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他们的存在具有社会学上的意义。人们是不是能客观地、公允地评价他们，为他们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机会与条件，对于社会在稳定中求进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如何对待边缘知识人？应该对他们多一分同情、理解与关心，不要居高临下，不要冷漠与趾高气扬，要平等地对待他们，要为他们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与支持。就社会而言，要开放更大的社会空间，让他们更多一些成功感，更少一些挫折感。健康的社会，就是最能够容纳边缘人进入体制的社会。更确切地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就是不断从主流游离出边缘知识人，而同时又有边缘知识人不断进入主流的双向流动的社会。只要社会善待他们，为他们提供各种机会，他们会以他们的才智与特长为社会作贡献。前面我介绍的美国那个国际援助者组织就是一个例子。某种意义上说，在“文革”后期各地的“民间思想村落”都是一些在插队落户运动中形成的边缘知识人群体，而1977年恢复高考与研究生考试以后，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都通过制度化的社会通道进入高校与研究所，成为体制内知识分子。后来，这些八十年代人成为中国现代化最主要的生力军，而他们处于边缘人时期的生活经历与磨练，对于他们的事业成功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实，我们这些“文革”结束以后进入大学的“老三届”，几乎谁都有过一番做边缘知识人的人生经历。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为边缘知识人提供社会通道，他们个人的挫折感与社会不满情绪，将有可能与绝望阶层对社会的不满相结合，于是就会形成社会不安的温床。他们当中有些人会成为激进的民粹主义者，鼓吹“再来一次经济‘文革’未必是一场灾难”，以“左”的面目来“为民请命”；有的人则会成为民族主义极端派人士，高倡激进的口号，以左的“反帝反修”的革命大旗来取得意识形态话语上的优势地位。
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分析“新左派”话剧《切·格瓦拉》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在我看来，它的实质正是一批有活力的边缘知识人对主流文化发起挑战的一次颇为成功的尝试。该剧有位导演就是一个具有民粹主义与激进民族主义倾向的边缘知识分子。如果要理解此类边缘知识人在中国政治中曾经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感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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