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产主义与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产生于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股社会思潮。它最著名的口号是：“到民间去”。这个口号将变革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广大农民身上，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显然，这是一种兼有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的革命思想，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 尽管如此，尽管民粹主义者在俄国革命史和思想史上谱写了感天动地、光耀千秋的篇章，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不同，也一目了然。因为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实现人类大同，而民粹主义却注重民族特色，主张回归本土文化传统。
有趣的是，当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共产党人却似乎没有注意到共产主义学说与民粹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他们甚至常常将共产主义与民粹主义揉在一起，对共产主义作出了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解释。例如李大钊就曾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呼吁：“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 青年毛泽东也曾经热烈向往过“半工半读”的生活，因为“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 他曾经利用假期时间步行考察过农村。投身革命以后，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热情讴歌了那些革命的“痞子”,认为“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他在土地革命的岁月里一直保持了开展农村调查的习惯。到了延安时期，他仍然坚持把是否与工农相结合看作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最后分界，不无偏激地断言：“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他还号召革命文艺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 终其一生，无论是打江山，还是搞“文革”，他都依靠工农群众。在他看来，工农群众比知识分子伟大、高明得多。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信奉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所决定，他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却注定了是一场农民革命。对此，他并不讳言。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承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他将这种“第三种形式”的政体看作“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设计，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他的成功，与他颇不同于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民粹主义思想很有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去，毛泽东思想是共产主义理想与民粹主义立场结合的产物。
然而，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想在1949年以后却频频碰壁。毛泽东一方面过高估计了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脱离实际地去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结果使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另一方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将政治上“犯错误”的“右派”、“走资派”和好斗的“红卫兵”都下放到农村中，使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没有料到农村凋敝的现实、农民麻木的生存状态反而使那些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乌托邦的迷梦中惊醒了过来。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方面遭遇的失败与他的浪漫主义个性有关，也与民粹主义本身的弱点有关---民粹主义对“民间”、“人民”的诗意美化很容易使人忽略“民间”的实际状况、“人民”的世俗化品格和某些难以根治的劣根性。民粹主义的浪漫宣传固然有利于革命，却与现代化建设的无情法则常常抵牾。因为现代化建设更需要“专家治国”、“健全法制”、“优胜劣汰”、“知识经济”，而不是浪漫地走向民间。
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提倡，民粹主义便成为当代思想潮流中一股相当强大的浪潮。这股思潮影响了几代人文化品格的形成，其功过是非值得研究。
“右派”作家与民粹主义
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作家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苏联文化的熏陶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理想主义的热情使他们意气风发，也使他们将革命浪漫化了。他们不仅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运动，而且真诚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要求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当他们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与官僚主义斗争，却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倒了霉、被打成“右派”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怀着复杂的心情被抛入民间的。到了民间，他们收获了不同的思想果实---
王蒙在新疆受到了边疆人民的同情与鼓励。他后来在回忆那段生活的系列小说《在伊犁》的“后记”中写道：“即使在那不幸的年代，我们的边陲，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每个人心里竟燃烧着那样炽热的火焰。……太值得了，生活，到人民里边去，到广阔而坚实的地面上去！” 与王蒙有同感的，还有刘绍棠。他在回忆录《被放逐到乐园里》中写道：“尽管五七年对我进行全国批判，在文艺界把我搞得臭名昭著，但是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中间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我不但不臭，反而增加了虚名。”“他们都真诚地劝我：‘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还是写吧，别把手艺扔了。’”作家因此而无限感激人民。 ——这些来自亲身体验的文字，是作家们在苦难中顽强生存下来的精神写照，也是作家们在新时期个性解放的浪潮中难忘人民的民粹主义情感的证明。王蒙的《蝴蝶》、《在伊犁》、刘绍棠的《蛾眉》、李国文的《月食》、张贤亮的《绿化树》都是当代文坛上“右派作家”在反思政治悲剧的同时表达感激人民之情的名篇。其中，《绿化树》因为将感激人民的主题与感谢苦难的主题联系在了一起而受到了批评界的质疑。例如黄子平就在《我读〈绿化树〉》一文中批评了作家“对苦难的‘神圣化’和对农民的‘神圣化’”的偏颇。 许子东则指出了作家对“苦难的理想化”和“对农民的神圣化”的问题的同时还发现了作家“在玩味苦难时……潜意识里仍有一种与众不同甚至超越平民的落拓感”。 这的确是个问题：一方面，作家们在苦难中从人民那里得到了生存的勇气；另一方面，将苦难诗化是否意味着批判精神的缺席？
与王蒙、刘绍棠等人的感激之情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对民间阴暗面的发现与思考。例如从维熙就在回忆录《走向混沌》中记述了亲眼目睹农民中的落后、荒唐现象后的感慨：“我突然感觉到50年代那些写农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矫饰了。”生活中的农民，不乏宽厚、真诚，然而，“他们是农民，是地地道道靠修理地球，并从地球上获取食物而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的农民。” 流沙河也在回忆录《锯齿啮痕录》中记录了回乡当拉大锯的“解匠”时对下层百姓的了解：“严酷的政治运动，闭塞的社会生活，粗俗的文化趣味，天长日久，养成他们怕官怕斗，知足常乐，休谈国事的人生态度。” 邵燕祥则在回忆录《沉船》中记录了自己在频繁的批斗中想过的一个问题：“人民在哪里？”---“人民不置一词。人民不暇一顾。”奈何！ ——在这样的思考与发现中，受难的作家们已经将“人民”这个词中的浪漫意味淡化了。应该说，这是直面严峻人生的必然，是以自己的眼睛（而不是政治家的豪语）、清醒的理性（而不是热烈的诗情）探索人生的必然。而这一点，恐怕又是出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设计者意料之外的吧！无情的现实，是迫使“右派作家”走上思想解放之路的开始。
当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个性就觉醒了。
当个性渐渐觉醒的时候，民粹主义的影响就渐渐减弱了。
那么，个性主义就是民粹主义的对头吗？
“知青作家”与民粹主义
当过“知青”的一代人也是在毛泽东思想和苏联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民粹主义注定从一开始就渗透进他们的世界观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真诚地学习过毛泽东的榜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民众中汲取革命的力量。
张承志是“知青作家”中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个性解放的年代里，在世俗化的当今社会中，以非凡的勇气一直坚持着“为人民”的信念。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主题！”的肺腑之言，到《金牧场》中因为民间圣徒的伟大、“痞子们”的勇敢、“人民的千年苦难给我的真知”而重新思考“革命运动是什么？人民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再到《美文的沙漠》中由对母语的热爱而产生的“祖国意识”，直至《心灵史》中对哲合忍耶人民“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讴歌、对“中国那些知识分子廉价拍卖”的人道主义的嘲讽、以及那句“我比一切党员更尊重你，毛泽东”，都是张承志民粹主义情绪的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张承志的民粹主义与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具有不尽相同的思想内涵：毛泽东欣赏民众的革命性，而张承志则在革命性之外，还赞美了人民的宗教激情、苦难意识乃至粗野行为（例如《金牧场》中对“痞子们”在“四五运动”中烧汽车的感叹：“痞子们是伟大的”，他们“就这样粗野地撕下了历史的旧一页。”）；毛泽东一直对人民的事业抱着乐观的信念，张承志却在世俗化大潮的不断冲击下渐渐发出了悲观的叹息（例如《心灵史》中有关“今天的七百万回民中，至多只有一半人还坚持着自己的信仰”的议论、“也许我追求的就是消失”的感慨）。张承志在一个民粹主义已不再流行的年代里坚持着民粹主义的立场，这一姿态使他成为当代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这样一来，他不是也就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么？他的愤世嫉俗，他的特立独行，足以使人感悟：民粹主义者在将自己融入民众之中的同时，并不是一定要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
看来，民粹主义也有不同的人生境界之分。只是，为什么张承志的坚定是与深长的叹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与张承志心心相印的是张炜。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他选择了“融入野地”的立场。他写道：“历史上的智者一旦放逐了自己就乐不思蜀。一切都平平淡淡地过下来，像太阳一样重复自己。这重复中包含了无尽的内容。”“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来自何方？他的本源？……那种悲天的情怀来自大自然，来自一个广漠的世界。”他也对当代知识分子作出了这样的批评：“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俗化有伤人心。于是你看到了逍遥的骗子、昏聩的学人、卖了良心的艺术家。……在势与利面前一个比一个更乖，像临近了末日。我宁可一生泡在汗水里，也要远离它们。” 他的长篇小说《柏慧》、《外省书》中的主人公都选择了远离喧哗的世界，隐居海边的活法，都因为与时代格格不入而愤世嫉俗。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这两部作品中的焦灼情绪、绝望叹息中感受到民粹主义者的无限悲凉。《柏慧》记录了一个为躲避浊流而退守海边葡萄园的思想者的故事。其中鞭挞了那些蝇营狗苟的知识分子：“即便在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并没有太多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基本的、并不复杂的检验面前，很容易就显露了自己的卑贱。”与那些卑贱的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部分纯洁、正直的“无产者”（书中写道：“先成个无产者，然后才有决绝的勇敢。”）在《外省书》的结尾，则有这么一段文字：“人世间真有一块静谧之地？史珂现在深表怀疑。深夜他在本子上写下四个字：‘我不相信。’”这种对自己的怀疑与张承志的叹息何其相似！又与王蒙、刘绍棠、张贤亮等人的从容与自信形成了多么发人深省的对比！
应该说，这种世纪末的怀疑与叹息，这种孤独感、绝望感，这种愤世嫉俗的焦灼，是“知青”出身的民粹主义者与“右派”出身的民粹主义者的重大不同之处。
应该说，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中，像张承志这样坚持民粹主义立场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在上山下乡的艰苦环境中认识了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认识到改天换地的艰难，从而变得务实起来。1979年中国知青的大返城就足以表明广大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宣告了民粹主义理想的幻灭。而大多数“知青文学”作品也都记录了“知青”在上山下乡中从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走向务实主义、个性主义的生命体验（例如徐乃建的《杨柏的“污染”》、王安忆的《广阔天地的一角》、韩少功的《回声》、朱晓平的《桑树坪记事》、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李锐的《黑白》等）。民粹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后来的农村改革证明：“包产到户”、“温州模式”、“农工商联合体”、乡村直选、“火炬工程”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的出路。
尽管如此，张承志、张炜的民粹主义仍然成为了这个时代里一面引人注目的旗帜。而他们痛苦地咀嚼孤独的神情又使他们的民粹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孤独感、绝望感在冥冥中融汇到了一起。---这，恐怕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吧。
在巨变的年代里，民粹主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民粹主义、精英立场与世俗化浪潮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张承志与王朔分别代表了当代文化思潮的两极（理想主义与世俗主义），但“至少在两点上，张承志与王朔殊途同归”，一是欣赏“痞子”，将“痞子”看作人民的组成部分；二是鄙视知识分子。 这种相似耐人寻味。
值得注意的还有：王朔还说过，“我的作品的主题……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象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 ——当王朔以毛泽东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时，他的坦诚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不会有人把王朔笔下的那些“痞子”形象与毛泽东心目中的“工农兵”形象联系在一起，但王朔对毛泽东语录的认同、对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却显示了他与毛泽东的精神联系。也许，王朔笔下的“痞子”也可以算作人民的一部分，可是，王朔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个民粹主义者，应该是不移之论。很显然，他一点也没有民粹主义者的凛然正气、苦难意识和牺牲精神。
不过，王朔的成功不仅传达出这个时代玩世不恭情绪高涨的信息，而且昭示了世俗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非常微妙的精神联系。民粹主义常常将人民理想化，而世俗主义则坦然面对在滚滚红尘中生存的人民。这样，在关注人民这一点上，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
现代化的进程其实也是世俗化的进程。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人民”一词有了更实际的理解---务实的时代风气使今天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人民”还原为“普通人”。从“寻根文学”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棋王》、《红高粱》到“新写实”作品《狗日的粮食》、《新兵连》、《烦恼人生》，“人民”与“革命”已经分离，而与卑微的地位、烦恼的生活甚至粗俗的欲望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民粹主义者张承志不是也在《黑骏马》中真实描写了蒙古女人面对灾难时的无奈么？而那篇理想主义的名篇《北方的河》中的上进青年形象不是为了达到考研究生的目的而不惜企图采用“走后门”的手段么？---在这样的时代里，民粹主义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苍白。而世俗主义的浪潮则越来越汹涌澎湃了。
这样，在90年代，关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野便成了思想界一个“热门话题”。作家、学者们对90年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讨论在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分化的同时，也昭示了发人深思的历史玄机---
在写出了《一嚏千娇》、《坚硬的稀粥》那样的讽世之作以后，王蒙表示了对王朔的文学观和世界观的理解和认同：“他的思想感情相当平民化，既不杨子荣也不座山雕，他与他的读者完全拉平，他不但不在读者面前升华，毋宁说，他见了读者有意识地弯下腰或屈腿下蹲，一副与‘下层’的人贴得近近的样子。”“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 ——这里，“平民化”显然已经不再与“崇高”相联，而是还原为“卑微”的芸芸众生。
刘恒在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表达了对平民百姓“精神幸福”活法（其实是“阿Q精神”的另一种说法）的理解：“精神上的飞檐走壁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精神上的负担……能否得到精神幸福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自己的个性。”“这也是张大民的可爱之处，知足常乐。” ——这种对“阿Q精神”的新理解与当年鲁迅等人呼唤“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张完全不同。鲁迅等人在世纪之初发出的理想主义呐喊到了世纪末已经被世俗化大潮的喧嚣淹没了。这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吗？
王安忆早在1988年就说过：“我们这一代是没有信仰的一代，但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生活观念”。当年下乡时，她就感到“很少有农民对我真正好过”。她还发现农民中的“多数人是人穷志短”。 她的小说因此而平实、深刻。到了90年代，她感悟了上海的文化精神：“上海这地方做人的欲望都是裸露的，早已揭去情感的遮掩，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理想和沉沦都是谈不上的。”在上海，市民是城市的“中流砥柱。那最大群最大伙的，却都是务实不务虚。……不谈对上帝负责，也不谈对民众负责，只说对自己，倒是更为切实可行。” 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富萍》都表达了她的平民观：务实也自私、平凡又坚韧。
王蒙对王朔的认同、刘恒对阿Q精神的理解与王安忆对上海市民精神的理解都显示了当代作家从世俗化角度认识平民、认同平民的思想潮流。这股潮流与以张承志、张炜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差别昭示人们：人民这个词对不同的人，具有多么不同的意义！
另一方面，学者们则在深入思考精英文化衰落的原因时发现：精英文化的衰落与政治灾难有关，也与民粹主义本身的问题有关：民粹主义是否系于一个虚幻的理想？
例如陈平原就指出：“晚清维新志士考虑的是如何使精英文化‘通与俗’，以利于改良群治”，可“几十年宣传教育的结果，一般民众对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敬畏和信赖之感，有的只是偏见和蔑视。”“现代中国的唐吉诃德们，最可悲的结局很可能不只是因其离经叛道而遭受政治权威的处罚，而且因其‘道德’、‘理想’与‘激情’而被市场抛弃。” 从“化大众”（启蒙）到“大众化”（被大众的世俗化浪潮所同化）的历史进程迫使人们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变革需要大众的参与，可大众的追求却与知识分子的设计相去甚远。因此，他估计：“也许现代化的过程是以人类精神的平庸化为代价的。”
钱理群指出：知识分子的“自我神化”“是以我们自身的被‘改造’、扭曲，以屈从于权力意志、大众意志与时代意志为代价的。”他因此而认同个性主义，在治学、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走自己的路。 ——在这一段议论中，他对“大众意志”的警惕使他与民粹主义者区别了开来。
王富仁也注意到：“学术化与现实性的矛盾加强了，这将对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将被放在社会的吊篮里越来越高地挂起来……而组成社会的则是另外一些人。他们还得为自己现实的追求去做各种形式的斗争，身上沾满泥浆。”
作家韩少功还指出：“小说的苦恼是越来越受到新闻、电视以及通俗读物的压迫排挤。小说家们曾经虔诚捍卫和努力唤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庸众，忘恩负义，人阔脸变。”因此，他主张文学不必媚俗。 他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散文《世界》都充满了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锋芒。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对现实的批判是立足于知识分子的基点、因而富于理性的精神的。这与张承志从民粹主义立场出发对现实的批判很不一样。
与王蒙、刘恒、王安忆的选择不同，陈平原、钱理群、王富仁、韩少功因为坚持了知识分子的立场而不得不远离了“大众”。从这个角度看，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走近大众而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世俗化浪潮；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则在加大，这种加大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使命感增强的重要标志。
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在世纪末的衰落与世俗化大潮的高涨有关，也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强化有关。世俗化大潮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对峙是世纪末思想文化界最醒目的景观之一。然而，在这一景观的另一面，是两股思潮对民粹主义的共同挤压---这一现象似乎不大为人所注意。
现在的问题是：民粹主义真的不合时宜了么？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新生代”中的民粹主义者
尽管“文革”结束以后，务实的政策和个性解放的思潮使人民纷纷走上了世俗主义的道路，但甚至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民粹主义的声音也时有所闻。
例如张广天。在80年代的大学生活中，他曾经热衷于学习嬉皮士，酗酒、玩恋爱游戏，直至配制兴奋剂。后来，经过三年的劳教农场生活，他变了。他说：“我开始告别与我们的处境无关的各种西方理念，在情感上越来越靠近劳动阶层。”他谱写了一些“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议的必然性”的歌曲，流浪、卖唱，“和知识分子的阶层告别，为精英的躯体默哀”，“在人民中间，开始了自觉的文艺劳动”，并“下定决心去做一个永远在人民中歌唱的歌者”。 他参与策划的现代史诗剧《切·格瓦拉》在世纪末的剧坛引起了聚讼纷纭。他对格瓦拉的怀念与当年的老红卫兵对格瓦拉的怀念颇有相似之处：“格瓦拉为弱者拔刀为正义献身的精神在世界各地点燃了一颗颗心灵。剥削压迫社会的长夜已经在酝酿下一次革命。” 且不谈这样的预言与世俗化的社会怎么格格不入，它至少表明：民粹主义的精神在“新生代”这里并没有被世俗化浪潮窒息。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张广天的深入民间与当年“右派”、“五七干部”、知识青年的深入民间很不一样---他的采风性质的流浪与创作、他在充分利用现代文化传媒传播自己的文艺作品方面取得的成功，都是当年在文化专制主义高压下沉默的“右派”、“五七干部”、知识青年所不可能做到的。他表达了当代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以“新生代”特有的方式。对于他，民粹主义是与标新立异的个性紧密相联的。在这方面，他与张承志的特立独行颇有相通之处。而他们之间的区别则在于：他不似张承志那么绝望。
张广天是“新生代”中少见的具有革命倾向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在“新生代”中，显然是凤毛麟角。不过，张广天能在世纪末的音乐界、戏剧界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人物，似乎也隐含了这样的意义：尽管民粹主义已经式微，但时代还需要这样的声音。在多元化的思想格局中，民粹主义不应缺席。一方面，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呼唤着民众不断提高参政意识和自身的素质；另一方面，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也呼唤着民众的代言人。因此，民粹主义具有卷土重来的相当潜力。张承志、张炜、张广天等人拥有的文化空间就是证明，虽然他们常常显得不合时宜。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他虽然已经故去，却依然在中国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想起了中国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梁漱溟，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验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伟大尝试；我想起了印度的圣雄甘地，他的崇高品德、简朴生活作风至今令人景仰；我还想起了法国思想家萨特、美国思想家马尔库塞，他们都将变革社会的希望诉诸人民（萨特甚至在革命的风暴中英勇走上了街头），成为革命学生的精神领袖；我也想起了阿尔巴尼亚的圣人特莱莎修女，她把全部的爱和财产都献给了救济穷人的伟大事业……他们，都是伟大的民粹主义者。他们的精神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黯然失色。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思想潮流的起伏涨落、思想格局的变动不居，常常是出人意料的---这，是为思想史的发展无数次验证过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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