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理论的日趋萎缩已是既成事实，当代中国文论普遍为一种既不甘但又无奈的‘边缘心态’所笼罩” 。徐岱先生的这一论断虽然算不上盛世危言，但的确明白地揭示了一个人们一直不愿正视的现实。其实萎缩的不只是文艺理论研究，当前整个文学研究（尤其是与文学解释和文学评价有关的研究）都已经处于一种凝滞状态，低水平重复的文学论文充斥着学术出版物，而文学研究的趣味似已渺无踪迹。长期以来，由于学科定位和基础性的文学观念从未得到过有效的检讨，虽有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学者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文学研究在总体上却缺乏连续性和整合力。因此，对于当代文艺理论状况的反思，并非仅仅对理论研究有意义，也并非仅仅对理论学科的“复兴”有意义。
然而，正在展开的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状况的反思很可能是致命的。时至今日，单单针对某一理论学说或者理论流派进行的反思已经并不少见，却并未给理论研究带来多少活力，而反助长了理论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倾向，因此，任何真正的、有力的反思都必须首先针对“理论”本身，针对我们正在从事的理论活动，针对我们从事理论研究时所持有的一切观念，尤其是那些“最初”的观念。如果理论真的是一种建构，如果把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比作一座大厦，那么，那些“最初”的观念就是大厦的基石。从外形上看，这座大厦现在已经十分庞大，但有多少人认为它真正稳固？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脆弱的，它不是科学、理性更不是出于真诚的信仰，而只是一个关于理论的神话。如果我们始终不愿从这一神话中醒悟过来，所谓对西方文论的改造消化，所谓对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就只能是一句漂亮的空话。
一 我们是理论的消费者
对于中国学术来说，理论时代的到来无疑是太快了。尽管我们所谓的“国学”源远流长，源自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断断续续地有了一段历史，但在理论思维方面却很难说有多大的底气。就文学研究而言，西方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进入了理论的时代，而我们则是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0年匆匆走进并且草草结束了一个理论的时代。而且，我们还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理论时代的到来，仅仅是西方人文学术横向移植的结果，而不是我们自己经过艰苦探索和辛勤工作建设来的。
显然，西方理论的移植同时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它导致了20年学术的繁荣，使得几乎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一方面也掩盖了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加剧了文学研究在根本观念上的混乱局面。因此，对于西方理论，学术界可以说是爱恨交加。然而，一切负面影响都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急功近利，而不应该归咎于西方理论本身。将矛头对准西方理论，以为西方的文艺理论毒害或欺骗了我们，因此就应该回到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从中国文论中寻找理论的根基，很可能只是一种自欺欺人、不负责任的逃避行为。
其实说到底，“理论”这个词本来就是西方的，一切跟清晰、严密、纯粹的理论有关的原创性的思想也差不多都是西方的，而我们只是理论的消费者。在这里，消费者既有可能成为受益者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作为消费者，我们对于西方理论的矛盾态度，和我们对于西方商品的矛盾态度没什么两样，二者之间有着相同的心理机制：由于内在的需要和衡量的标准都无法否认，我们不得不对西方表示艳羡并感到自卑；由于每个人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民族主义倾向，我们又缺乏虚心学习的态度，稍有所得便忘乎所以、盲目自大，常常自以为终于真理在握而可以抵制和抛弃西方理论了。
由于我们只是文艺理论的消费者，所以我们对于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迄今未有切实的理解。如果我们仍然满足于做一个消费者，并且拒绝对种种不正常的消费心态做真诚的反省，今后也不可能有切实的理解。
说我们是西方文艺理论的消费者，不仅因为我们现有的文艺理论体系主要是在欧美和苏俄的某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更因为我们至今缺少理论生产的能力。在连续不断介绍和运用西方理论的时候，我们关心的只是产品以及产品明显的用处，而对于理论运思的方法和过程缺少兴趣，所以无法真正产生本土化的理论行为。尽管不少西方理论已经得到透彻的研究、中肯的评价和良好的运用，但它们与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现实问题依然十分隔膜，或者，出于国内学术交流上的障碍，未能得到有效的推广，从而无法形成广泛的共识并成为当代理论的基础。而这中间的原因，又要追究到文学以外的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追究到整个民族精神中理论思维和理性探索的欠缺。
二、理论在中国社会中的形象
让我们先看看理论在中国社会中的形象，再看看这一形象是如何影响当代文艺理论的。
中国传统学术中有没有理论？学术界长期以来把理论当作是中国学术理所当然固有的东西，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且，由于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理论是什么”这一可以称之为元理论问题的问题，讨论中国传统中的理论之有无，将有助于认识和澄清当代文论研究中大量潜在的观念。
在我看来，与其说中国传统学术中有理论，不如说存在大量理论研究的素材，也就是说，传统学术之所以跟今天的理论研究发生关联，仅仅是因为它进入了理论的视野，成了理论研究的对象。中国古代学术也许真的博大精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以理论的形态出现。将古代学术尤其是古代文论误认为理论，乃是出于对“理论”一词的简单化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方式已经成了理论界最通常的理解方式。按照这种理解，理论意味着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各个命题之间相互照应并按照某种结构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古代文论当然不乏与文学有关而又极具普遍性的命题，那么命题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尊崇的理论的根本特征呢？而且，这些命题的组合是否真的具有理论上的整体性？
如果仅仅罗列出一组命题，就可称做理论，那么一切投票或表态也就成了理论。任何一个人都有对各种各样事物的看法，都可表述为具普遍性的标准命题，尽管它们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远较理论为大，但要将它们确认为理论显然还需要更加充足的理由，否则就只能是急功近利的现代人不假思索的追认。更何况，那些命题是否建立在严格限定的概念的基础上，并且严格遵循了逻辑规则因而可以明确讨论，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实际上，理论的难度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在一本介绍性的小册子里就“理论是什么”作了简短但透彻的分析，他说：“理论本身就是推测的结果，是对作为它自己基础的假设的质疑。理论的本质是通过对那些前提和假设提出挑战来推翻你认为早就明白了的东西，因此理论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 这一定义对理论提出的要求也许太高，但它无疑道出了理论的核心。按照这一界定，中国古代文论显然缺乏真正的理论。因为，中国古代文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自我挑战意识，也从来没有对那些公认的前提和假设提出过独立的、彻底的质疑。当然，中国古代文论也不屑于建构这样的理论，我们甚至看不到有哪位古人专门做过这样的理论研究。
关于这一点，当代中国的理论研究从来没有作过有力的反省，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提出相关的问题。 本文只能先下一个断语，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尚需事先划定讨论的边界，设定必要的前提。因超出本文主题范围，这里不作细致的辨析。
由于理论不是中国学术中固有的东西，由于没有各种理论相互辩难相互竞争的传统，中国古代自然不可能理解：理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理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为什么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我们对此依然困惑，茫然如孩童？
答案几乎一望而知：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很难说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繁盛的时期，很难说在理论学科上有何值得称道的建树，而一个没有“理论的历史”的民族又怎么可能真正明了理论的本质呢？对于始终被现代化进程困扰着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来讲，理论始终都是一个奢侈品。二十世纪向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多是迫切的社会问题，那些问题需要的只是可以立即付诸实施的解决方案，而非书斋中纯粹思辩性的理论建构。当然，我们也有可以“国学”二字总括的种种学术研究，如金石之学和古籍整理，但这些在今日看来极为纯粹的学问在当日却不能说真的那么纯粹。保存或曰保护古代文化“遗产”，以应挽救世道人心的不时之需，怎么能说是超凡脱俗？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或毛泽东式的“理论观”成为二十世纪权威的甚至唯一的一种对理论的理解，就是历史和知识的必然。从当今大学和中学的政治理论课程中，我们已经熟知这种理论观：1、理论来自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从感性认识上升而成的理性认识。2、理论必须回到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以便证明自身为真。 3、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并且它的作用和目的就在于指导实践。总之，理论要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将自己附着在“客观实际”或“社会实践”的身上，否则它就是虚的。而一旦与实践这个宏大的词（伟大的革命实践、建设实践）相连，理论这个词也就具有了无形的优势，不仅自身享有豁免权，而且还可以居高临下，消除歧见，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到一个同样的“高度”上来。
这样一种理论观，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奇特的思想、文化、学术的实际操作，从而彻底地改变了理论的使命。即使是西方最惹争议、最有反叛色彩的理论，一旦进入中国语境，就不再是一种假设和推测，也不再“是对常识的批评”和“关于思维的思维”， 而是一种权威性的结论。当理论的地位在事实上已经高于实践的时候，理论的目的就不再是思考、批判和重新建构，而是维护---维护自身信奉的某一结论，尤其是维护最具势力的意识形态之权威，使一个个意识形态化的命题具有“真理性、全面性、系统性、逻辑性”。
由于实际的社会问题优先于纯粹思辩性的学术问题，也由于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理论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对文艺理论根本性质的理解严重偏离其本义，也就不幸成了历史的必然。徐岱先生说，“几个世纪以来，文论家们对权威话语的向往已成为一种职业情结：为具体的文艺实践活动提供实际的‘指导作用’，被视作为诗学的当仁不让的责任；能否让艺术的生产主体与消费大众听从自己的调遣，这似乎成了评估文艺理论是否有效的唯一尺度”，我以为，至少就二十世纪而言，这一判断是合乎中国文论的实情的。
在历经西方文论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洗礼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观的狭隘之处，我们还可从中看到中国传统那根深蒂固的“实用理性”的影子。然而，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已经很难完全认同这种对理论根本性质的理解，却很少有人能够从中摆脱：我们仍然指望理论得到理论之外的世界的认可，仍然企图赋予文艺理论以指导当前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及文学史研究之“实践”的使命。哪怕这些目标越来越遥不可及，却很少有人幡然醒悟，仍然有许多人在一心朝着伟大而虚幻的目标勉力前行。同时，他们也仍然抱有这样的幻想：把中国古代文论中有活力的部分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把西方文论中的科学成分国有化，建立起一套天衣无缝的文艺理论新体系，为文学事业和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理论神话与相对主义
"实践-理论"关系中的理论研究，很容易掉进意识形态论争（不仅是有关国家意识形态的论争）的夹缝中，从而错过真正有价值的理论问题，迷失理论研究的方向。而国家意识形态对理论之"普遍性"、"系统性"、"逻辑性"以及所谓的"真理性"的宣扬，使得在心智上本就孱弱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完全丧失了辨别能力，即使他们还有对于现实和真理的直觉，也往往已经丧失了在理论上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抗辩的能力。只要简单地回顾一下二十世纪有关文艺问题的理论性质的讨论，就会看到，一百年的中国文艺理论的历史，仅仅是各式各样的文艺宣言和文艺政策杂然纷呈的历史。虽然其间确有冷静的学术建构的努力，如胡风、邵荃麟、周扬等人的悲剧性的努力，但基本上被淹没在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喧闹声中。因此，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仅有史料的价值，而无理论价值。
中国社会对理论在实践中的地位的过高估计（包括对“错误”理论之危害的过于严重的估计），隐含着一个含混的推理：理论必须指导实践，因此，理论必然能够指导实践。这样，理论研究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大陷阱：假如你认为你建立或标举的理论观点可以成立，你就必须为它的“普遍性”、“系统性”、“逻辑性”以及你事实上无法驾驭的“真理性”负无限的责任。这样，理论研究就始终陷在为某一理论命题辩护的任务当中了。因此，始终将自身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理论，事实上无法向外界敞开，为了维护自身的优势，它反倒更有可能蜕变为封闭的循环论证---而只要不触动理论之所以建立的那些明确的或者潜在的预设，一切“证明”都将只是徒劳无功的呓语。
理论的地位在事实上高于实践，显然是因为“实践”无法自己说话，实践中的任何因素都必须得到理论话语的认可，才能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所以，“实践—理论”的对立并未贬低理论，而是为理论找到了控制实践的杠杆。同时，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一对立掩盖了理论自身的对立，掩盖了理论乃永无休止的反省这一根本特性，从而使理论研究丧失了完整的自我意识，始终无法认清自己真实的身份。
“理论来自实践并且应该回到实践、指导实践”的观念，可以分解成一系列的命题，渗透在理论研究的各个层面。由于对此观念缺乏总体上的检讨，那些分解出来的命题也就很难被身处其间的学者们察觉，甚至还会被进一步推演为更加可笑的命题。理论高于实践，就是一个一直在左右着许多聪明头脑的荒唐的衍生命题。（所以，才有后来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才有必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做一个反拨）。当这一命题成为许多学者进入理论研究的最初动机，成为日常工作的精神支柱，成为其成就感的来源以及检讨自身成果的准则的时候，这个命题便成了当代中国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神话。
一个神话，尽管可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维系某个社会和文化的公共体，但却很难通过理性的检验。一旦神话笼罩下的人们要求将神话兑现，要求神话所作的允诺在经验中得到反复的验证，它就只能破灭。应该说，理论神话的破灭直接起因于最近二十年西方理论的大量引进。正是西方文艺理论，尤其是西方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各派别之间的激烈竞争，很快打破了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迷梦，渐渐唤醒了当代中国理论研究对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敏感。
然而，理论神话的破灭并未直接带来理论的真正觉醒，而是为早已深藏于理论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倾向提供了爆发的契机。中国传统对于理论的不屑和不信任，至此又获得了蔓延的绝佳空间。二十年来的理论热点不断更迭，除了从封闭突然走向开放这一历史情景外，理论研究者对理论工作本身缺少最起码的认同，对研究对象赖以建立的基本前提缺少最起码的体认，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否则，改换门庭为何总是如此迅速，几乎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思量和内心冲突？
对于企图找到理论自身完整性的当代理论研究来说，这恐怕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相对主义。每当遇到一种理论主张，就会有梦魇一样的怀疑降临在我们的头脑：它能指导实践吗？它道出了全面的真理并且无懈可击吗？它有没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强大事实或者理论体系作理论的基础，会不会只是一种呓语？更不幸的是，假如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会彻底地失望，就会抛弃那曾经吸引我们的观念，甚至完全丧失理论研究的激情。当这样的经历多次重复，当一大堆各式各样与己无关的理论摆满我们的书架的时候，我们还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面对各种观念上的挑战，面对那些需要我们处理的理论问题吗？
四、一个乐观的结语：让理论获得生命
当有识之士纷纷关注文艺理论的前途，从而使一个“前理论”问题显现为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时候，我却试图以如此简单的分析来揭示一个一直伴随着文艺理论研究的神话，也许是很不严谨的。但我认为，在当前中国包括文学在内的广泛的人文领域，许多看似复杂、重大的问题，其实都是十分简单的、初级的、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
尽管当代中国的确尚缺乏讨论学术问题的最起码的条件，比如，关于当前现实的基本判断以及由此而来的基本范畴，关于一系列原则和标准的共识，对于纯粹理论建构的持久的热情，但这些都只是长期迷恋理论神话的一个可以预料的结果，而不是造成当前文艺理论学科危机的根本原因。说到共识的缺乏，从一系列的根本观念上看，当前理论研究者之间的差异也许远不如我们想象得大：很不幸，我们都只是过去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说到范畴，西方理论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大量极具启发性的范畴，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整理也已有了可观的成果。那么，要挽救理论学科，到底应该从哪里救起呢？
我认为，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一个良好的开端必须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转变：
一、将理论从“实践—理论”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理论获得独立的身份特征，获得清晰的自我意识。
二、彻底放弃完美主义的幻想，放弃有朝一日上升为文艺政策、创作准则、审美标准的幻想，不再把理论看作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
三、断然拒绝外界对理论解释能力的非分要求，拒绝作出任何包治百病的承诺。
四、抛弃所有关于“当代理论建设事业”的“宏大叙事”，不再雄心勃勃地空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批判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或“重建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努力从研究和使用看似平常的范畴、方法做起，冷静寻找当代汉语学术语境中的问题，并不拘一格作出解答的尝试。
假如依然茫无头绪，我看不妨从改造文学课程的教学开始。由于大学的文学课程将直接或间接地对文学趣味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理论研究者大多与文学课程相关，这些课程也就决非无关紧要的摆设。而由于教材和整个理论氛围的局限，当前的文学课程仍然或多或少弥漫着一种陈腐的气息。这些课程的陈腐并不在于其课程所讲授的毫无真理，而在于它的讲授方式，在于它自以为是全部真理，因此它得出的每一个命题都是标准化的，并且要求读者（学生）全盘接受。如何首先在大学课堂里使理论成为一种合乎理性的推测，成为一种不断假设和质疑的活动，成为一种永远饶有趣味的思想游戏，正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紧迫的任务。
理论神话的破灭也许正陷理论研究于尴尬和沮丧，但这却是一个契机，可以使我们痛下决心，从对理论命题的盲目期待和过分依赖中摆脱出来，让理论回归本位，获得其真实的生命。我赞同徐岱先生的精到论述：“一种诗学要想具有意义，就必须放弃科学主义的幻想，正视其作为一种人文言说的话语品质……诗学的判断仅仅只是一种解释”，文论家应该“坚守在文艺思想的领域，向那些明显越位的文艺观发起一场观念的‘内战’，以此来为艺术家们的创造活动保驾护航”， 但我认为他对后者强调得还不够。长期以来，由于理论总在致力于使自己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而不屑于对各种观念（包括理论形态的观念）作最简单的反思，理论的光芒已经被大量似是而非的观念所掩盖。在文艺领域，各种含混的文艺观的自相矛盾的本质远未得到充分的揭露，各种新的、旧的意识形态的谎言依然遮蔽着真理。因此，对那些从未经受彻底怀疑就确定下来的普遍的观念进行认真、细致、持久的辨别，更是理论研究今天不应再被遗忘的最大使命。
最后，我想说，在一本已经不怎么新的译著当中，两位西方理论家关于“文学理论的未来”的以下告诫，正好切合当代中国理论研究的实际：
“如果我们要想对大学的人文学科的问题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在我看来做到这一点，不可能靠等待一种关于如何最有效地对付那些问题的共识的出现，而是靠努力把我们对那些问题的多种多样的观点转变成教育的课题；在其中，这些观点可以用公开的方式进行充分的探讨论证---不管是否能达成共识。”
“我们的根本任务，亦即人文科学新的理论基础，是教会学生解读和进行有效的写作，……教授批评性的解读，使其成为反对那种将语言现实同物质现实进行灾难性混淆的主要手段，此混淆的一个名称就是‘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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