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古老的文化是有特定来源的。由于人心的变迁、对文化的肆意解释和学术化、权力对文化的迫害、复兴和启蒙、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文化之间的混杂以及科学和无神论的不良影响，所有古老的文化已经衰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已经没有一个标准可以借此察觉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市面上喧嚣的、杜撰的各种学说充塞着人们浮躁、空旷的心灵，只是偶尔一丝从内心深处闪烁的良知让人隐约感觉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和悲苦。
一、导致文化衰败的一些主要因素
●文化的兴衰取决于人心态的变迁
文化是一个种族精神的维系和表现。人类心态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的逐渐变化或者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突变都会给文化带来严重的影响，当然所谓的突变也有一个逐渐转变和积累作为前奏。一般说来，有历史传统的文化能够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
在古罗马帝国后期，人的奢侈和颓废注定了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帝国的灭亡。孟德斯鸠对古罗马历史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败坏了古罗马人的精神，最终造成古罗马帝国的覆灭。
在中世纪末期，教士败坏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基督教的信心。一些人厌烦基督教严格的内省精神，转向对人的理性和欲望的追寻。欲望在扩张，消费在膨胀，放纵在悄悄弥漫。教会对世俗权力和财富的贪恋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背叛了基督教的原则。出于愤世嫉俗，人们在指责一些教士行为的同时却错误地将个人的败坏归罪于基督教。
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中国人的心态在社会变迁和西方文化入侵的情况下发生很大的变化：走向城市的新知识分子在心态和生活方式上不同于旧私塾培养出来的乡绅，他们渴望自由和独立，对传统的人际关系越来越不习惯；科学的常识经过宣传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判断事物的标准，人们对儒家传统不再敬重。金观涛和刘青峰的研究表明，常识理性和人之常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事实上是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著的《新文化运动与常识理性的变迁》）。人们把战争的失败、国家的衰亡、民众的劣根性归罪于儒家传统。这些构成摒弃儒家传统、接受西方思潮的心理基础。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在摒弃传统的时候都认为这个传统压抑了个性并带来了黑暗和愚昧。正如金观涛和刘青峰的研究表明的那样，传统文化下人的常识理性和儒家传统是一致的，不存在“以理杀人”的愤慨，而五四运动时期人们用于判断社会合理性的标准“常识理性”就完全变化了。儒家传统之下人的心态和五四运动时人的心态是不同的。一个乡绅的内心世界，和一个城市新学堂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差距很大；一个基督徒可以理解的事情，对于一个无神论者而言就是荒谬的；一个心境平和的人觉得很自然的东西，对于一个狂躁的人可能就接受不了。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心密切相关；人心变了，时代就要更替，文化就要变迁。
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合理的。然而，科学和进化论给人们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无论如何，社会和历史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在走向进步。进步的标准是什么？新旧的更替也不必然构成历史和文化的进步，物质上的进步是社会变化的一个方面。实际上，人们在潜意识中认为，符合我的心理倾向的变化就是进步。这个看法也不牢靠。符合你的心态不一定真正有利于你，吸食鸦片感觉良好，却把你带入深渊；遭受痛苦人人不愿意，却可以磨练人的意志和品性。进步的关键应该看是否符合和增进人的本质。然而，在剧变的社会中如何判定人的本质呢？本来人的心态和喜好就在变化。但是，古老的文化对人的本质以及如何保守这样的本质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它就是为了保持人的心理和道德的稳定而存在的。然而，有人甚至认为人的本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种不分好坏的运动观念不过是随波逐流的借口。
在古老的文化传统看来，“人是道德的动物”、“人为万物之灵”。现代学者认为，古代的道德学说把人性给神圣化了，应该回到自然人性的基础上来。据说，进化论打开了了解人性的新途径，要研究人性中“灵”和“肉”两部分，要研究人的欲望、本能等动物性和社会性。从这些十分表面的论述，就可以看出从古至今人类心态和道德素质的巨大变迁，而这种变迁和文化的演变是相辅相成的。
●对文化的解释、阐发和学术化
原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遇到不同的理解、反应以及传统上的抵制和社会境况。显然处于维护和弘扬的目的，追随者们力图借用一些知识、自己的理解或者具有竞争力的不同认识来论证原始文化的合理性，造成原始文化的体系不断膨胀和庞杂，并掺进了诸多个人的理解和其它的文化成分。进而，为了维持原始文化内部的统一再进行梳理和体系化，这样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淹没甚至代替原始的、纯洁的古老文化。
以基督教文明为例。从早期神学家开始，人们就力图运用古希腊哲学论证基督教的合理性，已经接近毁灭的古希腊文化因此受到教士的抢救和保留，一部分从阿拉伯世界翻译过来。神学家的论证形成了庞杂的经院哲学，哲学和逻辑在神学体系内部得到培植。即使一些表面上相似的部分例如柏拉图的一些观点是不适合于用来证明基督教的真理性的，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然而，从基督教早期开始，一些神学家人为地保留和培植了较为低级的东西---人的理性，这为哲学和人的理性冲破基督教走向独立创造了条件。
很久以来，在基督教中就存在着明显的学术化倾向，现在有所谓“学术基督徒”的提法。文化本来是一种陶冶心灵的简朴教诲，却变成一种理性研究、智力游戏、逻辑推理和令一般民众望而生畏的深奥体系。
在宋明时期，儒家学说被加进了佛教和道家的一些东西，并产生了明显的学问化倾向。
在佛教文化中，释迦牟尼讲授的经典遭到后人所谓律和论的歪曲，浩如烟海的各种论著淹没了文化的真义，最终导致佛教在印度的消失。
原始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遭遇的境遇，主要是人们对文化敬畏心理的逐渐缺失和对自我理性的过分推崇造成的。实际上，文化不是人的创造，人的理性不是文化真谛的源泉。耶稣、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被人们称作神、佛、道和圣人，他们是文化的缔造者。拿一个凡夫俗子的理解和杜撰同先哲们的学说比较一下，就明了圣凡之间的悬殊差异。如果把个人的理解、体会、臆想甚至所谓的创造视为同原始文化具有同等的内涵和地位，就容易埋没真理并妨碍其他人对原始文化的真正领会。
文化的学术化主要表现在哲学领域。哲学体系的庞杂和论证的深奥是一种文化的不幸，平实、简洁的真理被弄得面目全非。黑格尔和康德都是所谓的基督徒，在他们那里基督教是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真是可笑之极。耗尽你的一生研究他们的哲学，你发现什么都没有，体系、繁杂的论证和生僻的措辞搞得你精疲力竭、心力憔悴，绝无内心的清凉和感知真理后的融融快乐。文化也主要不是学问，而是指导人生实践的真谛，中国人是讲究知行合一的。看看圣经和论语，那朴实的面向大众的语言含有多么深刻的道理！
人们已经发现许多理性的运用都导致严重的问题，在文化领域更是如此。对自我理性的崇拜是人最大的愚蠢，在这样的自以为是中人们明目张胆地在黑暗中远离神，而这是从标榜进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的。如果人的理性是可靠的，圣人们就没有必要苦口婆心地在人间传播和留下文化和真理，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就可以了。
如果过分推崇自我理性而忽视内涵深邃的原始文化，那么慢慢就会导致对真正智慧的漠视和背离。理性往往是一种算计、思考、逻辑判断和利益上的权衡，而智慧是以一种非功利的心态对真理和道德的感知和坚守。真正的智慧主要不来自于苦思冥想，而渊源于一个伟大的灵魂。因此，人应该在秉承和学习传统文化中获得理性，这种理性才有可靠的基础。而对人的理性的片面强调必然造成人类走向对道德、良知、传统的不信任和对人为设计、制度、创新的推崇。这是人类一个最重大的心灵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奠定了现代科学文明的心理基础。从此，发展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人在发展中远离本质、走向肤浅。
事实上，对古老的原始文化的解释和论证与人心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在衰败的过程中，原始文化的社会覆盖面不断缩小，而由于论证造成的学术化使其越来越集中和龟缩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例如，中国的五四运动后，儒家传统被一刀两断，但儒学在所谓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中至今仍然存在，但这时古老的文化已经堕落为一种纯粹的学术，而和社会大众没有任何关系了。
当然，伴随着文化的学术化，还有一个文化粗俗化、大众化的倾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左的政治力量和市场经济都加速了文化粗俗化的进程。无论是学术化还是粗俗化，都意味着真正的传统文化的消失。在丧失文化传统的情况下，所谓文化的痞子化、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社会责任问题就比较突出了。没有了优良的文化传统的滋润，面对恶劣的社会和人文环境，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个体又能怎么样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权力和政治对文化的侵蚀和迫害
在西方中世纪，教会对世俗权力的追求和滥用败坏了基督教的权威，教会对政治的参与、肆意发动的宗教战争促成了基督教由盛转衰。基督教教人净化内心、放弃人间的名利以便回归天国，而教会和一些教徒对世俗利益、权力的贪着直接违背着基督教的神圣原则，使神圣纯洁的基督教遭受世间的玷污。一些政客们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追求政治上的目标，干着违背基督教原则的肮脏勾当。这些给原始的基督教文明造成很大的损失。
在中国，孔子的儒家学说以比较稳定的方式约束着从皇帝、官吏到市井小民的各个社会阶层。儒家学说对掌权的皇帝没有特别的庇护，谁都得遵守道德约束。而且，掌权者有义务成为全社会道德上的表率。学而优则仕，品性优良的人才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而绝不是以权谋私。因此，儒家文明不回避权力，权力是社会管理的必需，权力本身不是恶的，掌权者的道德水平是决定性的，而儒家学说就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人们关注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当然，董仲舒论证了皇权的合理性，这不意味着权力可以被滥用。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一直长久地存在着，这本身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客观存在的合理的社会安排。儒家传统在维护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对所有人的道德约束。一些皇帝在道德上的败坏给全社会带来不幸和灾难，这是他个人应该负责的行为，却不应该归咎于儒家传统。 所以，从现代的情况出发指责儒家维护皇权、不搞权力制约是不合理的。一定的社会结构都有它历史合理性，而儒家传统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儒家传统维持着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和社会稳定，构成中华文明坚实的精神基础。
但是，掌握绝对权力的皇帝的渎职行为确实严重败坏了他应该遵循的儒家传统和社会的道德气氛。我们参照王毅的研究成果以明代后期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参见王毅的《中国皇权制度逆现代性的主要路径---从明代的历史教训谈起》）。
通过取消相权、诛除异己、亲自制定颁布和宣讲《大诰》三编等，明代皇帝将空前强烈的统治威慑灌输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统治权力恶性膨胀，从皇帝到各级大小官吏等一切权势者都可以玩法律于股掌之上。这在社会文化和国民心理中产生强烈而广泛的“辐射效应”。每个社会阶层都只能通过比以往更为自觉地依附于权力的方式才能够生存，这反过来又促使专制权力越来越畅达无阻地辐射和笼盖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一切环节。在社会底层上，连为皇帝服役修建宫室的工匠、为衙门当差的民丁这些备受权力压迫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借助皇权的威势欺压更为弱势的百姓。万历时，矿监税监四出横征暴敛，“地方奸民窜身为爪牙以万计”。
这样，明代权势阶层的伦理恶化趋势在明代中期以后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伦理之中。鲸吞无厌、夤缘钻营、蝇营狗苟、巧取豪夺、恃强凌弱、翻云覆雨等等成为从上到下各个社会阶层普遍遵循的“生存通则”。明代人用“于今交道奸如鬼”之类的话来概括当时从上到下的世风。社会文化中几乎任何良性的因素都被无处不在的权力及贪欲所吞噬。比如何良俊记官吏贪污受贿规模在很短时间内的迅速膨胀：“许尚宝仲贻言：吾幼年做秀才时，见亲识人家有事，则以几百钱谢兵马；今则大天平兑银子矣，大是可骇事！”又比如在明代中期的嘉靖时，通行的社会准则就已经是：“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效，京官贪则外臣无畏。”腐败已经成为权力体制运行的基本动力和全社会的兴奋中枢，整个社会被一种疯狂的、兽性般的贪欲所覆盖。
文化的维持靠的是人心的自觉，在权力面前自律尤其重要。在人心恶化的情况下，道德约束的可信度下降了，道德传统成为支配、控制别人的幌子和一切恶行的遮羞布，结果造成人们对人心的失望和对制度、法律、权谋的依赖。文艺复兴以后，人的道德已经走向下坡，资产阶级和皇权矛盾尖锐，人们开始探讨用法律和制度权力制约的问题。但是，这不是道德和文化本身的缺陷和过错，是人心变化造成的。孔子在世时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人们在各自的社会角色中不按照孔子的要求做，那么儒教学说又有什么用呢？其实，孔子预见了这种可能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要是不想好，礼仪又有什么用呢？人人自己做好，世界就好了；自己怎么做是自己决定的，别人管得了吗？所以，《论语·颜渊》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孔子看来，人人讲究道德，是一切事情变好的基础和根本。所以，孔子没有提出什么“以法治国”。
看来，孔子对人的善良本性是寄以希望的。如果人真的不自觉了、不诚心做好，孔子的学说的确拿他没有办法。在道家老子看来，孔子那个时代人的道德就已经很不好了，孔子能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吗？看来，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没有了道德，面对那个时代复杂的人心和“百花齐放”的思想流派，仁义礼智信也是规范人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如果掌权者自甘堕落危害社会，只能由历史通过战争和改朝换代来解决了。但是，在人心恶化的情况下，恶性的权力突破儒家道德传统的约束后确实给后者的社会权威和民众对道德的信念造成严重的破坏。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将儒家学说尊为正统，强大的皇权对儒家传统和社会的道德氛围起到很大的维护作用。一些历史学者称，强大的中央集权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从反面说明了王权对儒家传统的积极作用。而康乾盛世延迟了西方殖民侵略约一百五十年，相应延长了儒家文化传统的存续。然而，到清朝末年，朝廷昏庸腐败，太平天国对清王朝造成很大的打击，官方的科举制度被取消了。这些大大加速了儒家传统的彻底崩溃。
政治和权力对文化的败坏，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只是在近现代，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在中国古代有法家的传统，他们不相信人性善良的一面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运用暴力和权谋。在西方，马基雅维利明确提出政治独立于道德的主张，为政治不受道德约束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的管理不能没有权力，受道德和文化约束的权力有益于社会和文化本身。但是，权力有可能引发和助长人性中恶劣的因素，权力的巨大能量在魔性的支配下会对社会和文化、道德造成败坏。
政治对文化的败坏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很多政治理论都是无神论，例如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宣扬本身就对文化和道德的冲击；其二、不讲道德的权力运用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氛围和人们对道德的信念；其三、政治对文化进行肆意的利用和残害，这点在当代中国十分明显。尽管五四运动后儒家传统中断，但是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依然比普通大众更多地保留了一些古老文化的积淀和道德良知，于是敢说真话、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从1949年以前就开始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清剿对象，文化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政治传统得以确立，人心中恶性的、不道德的因素借助庞大的权力体系控制和弥漫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传统、人们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念在遭受打击后荡然无存，所有的人在巨大的权力体系面前或者俯首帖耳或者苟延残喘，个别敢于抗争的勇士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不仅是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不幸遭遇，更是在现代社会中魔性利用权力和政治对人类文化、道德和良知的彻底迫害。
●启蒙和复兴
文艺复兴和五四运动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两个转折点。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基督教压制了人的欲望和理性，人应该走向自主。在后世已经“脱魅”的文化看来，文艺复兴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进步（但是“黑暗的中世纪”的说法在西方史学界已经得到纠正）。文艺复兴之所以可能，和基督教的衰败有直接关系。一些作品对当时社会的败坏进行了渲染和夸大，在削弱基督教文明的潮流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又有一个类似性质的法国启蒙运动，构成对基督教传统的进一步反动。
复兴和启蒙是人背离神而完全依赖人的理性的开始，是典型的对人的理性的大规模滥用。基督教传统受到严重削弱，造成古希腊理性和基督教传统共同占据西方文明的局面，而后来科学实际上代替了所谓的古希腊传统。西方文明至此走向衰败，尽管后来有科学带来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和令人心满意足的物质文明。
当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在西方过分的自由和放纵都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对自由、理性、人的价值等等的强调，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部分。然而，基督教传统真正支撑着西方文明；而所谓的人的自由和理性，却造成大革命的恐怖、放纵和战争，并成为科学降临的邪恶基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中华民族历史上遭受几次外族入侵，但野蛮的外族反而被儒家文明同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礼崩乐坏的情况不会出现。而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所谓启蒙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张西化，中华民族面临的真正危机是传统文化的消失。这种危机，导源于西方的武力入侵，直接萌发于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地以谋求进步的名义接受西化。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和传统的士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基本上不信奉儒家学说，本身就是西化的产物。
胡适倡导白话文代替古文，而古文是儒家传统的唯一载体。文字改革后，儒家的传统被一刀两断，人们的行为准则没有了，如何建立新的文化的指导原则也不存在。新的文化完全来自西方，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好的文化传统没有了，引进的是什么？野蛮的科学、放纵的自由主义、专制的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但是一百年已经过去了，中国在科学和民主方面收获如何呢？我们的民族精神的的确确不存在了，只有令人心酸的马克思主义了。而马克思主义宣扬的只有粗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斗争和暴力的观念以及关于社会进步的空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进步和西化的结果。西方唯一的好东西就是基督教，却不适合中国，中国从西方引进的没有一样好东西。这就是没有文化传统指导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性选择的结果，它构成中国恶劣的社会现实的基础。
当然，当时对儒家传统的否定也是振振有辞，什么儒教吃人等等。偏激的人们写出的文章，加进了浓浓的主观好恶。祥林嫂的遭遇是她个人的命运问题，和儒家学说都什么关系？把自己的遭遇迁怒于这个社会或者别的阶级，偏激的革命家都是这样干的。个人幸福与否不一定是社会决定的，如果你遵守应该遵守的道德标准却遭受了不幸，那并不是这个标准带来的，而放纵的人们都喜欢怨天尤人。某些愤世嫉俗的人，用偏激的文字表达了某些貌似深刻的认识，却构成对社会现实的真正歪曲。狭隘的心理、急欲摆脱苦难的急功近利想法、对待传统的偏激和无名反感以及一些对中国落后原因的错误认识掺杂在一起，妨碍人们客观、冷静地面对一个剧变的时代和眼前的严重危机。
事实上，中国文化在五四运动中的遭遇比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文艺复兴中的境遇恶劣得多。一方面中国文化直接面临战争的暴力和科学的冲击，一方面传统的东西被彻底抛弃，而文艺复兴中只不过宣扬古希腊的文化，科学当时还没有来临。
对文化的变革都是对文化传统的背离，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比较典型的形式。实际上，在历史变动时期，旧有的文化传统往往都遭到冲击。对这种冲击的反应往往就是这种冲击效果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人们看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决定“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的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样，中国人从购买坚船利炮开始，逐渐发现应该建立军事工业，后来又认为有必要改革政治制度，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也应该改革。一步一步地，中国被拖入西化的洪流中，直到五四运动中传统的儒家文化被彻底抛弃。
●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文化之间的混杂
西方文明首先是通过战争和鸦片来冲击中国的古老文明的。战争的胜利被认为是一种文明先进的表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人道主义的温情和基督教的博爱，只有丛林规则的残酷。文明是对自然状态的超越，而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是首先从遭受暴力打击开始的。西方文明对暴力的偏爱表明了它野蛮的性质以及基督教在这种文明中的真正地位。但是，从战争开始，西方文明给中国古老的逐渐衰弱的儒家文明带来了毁灭。
许多西方人把基督教看成中国文明复兴的希望，一些中国基督徒也是这么认为的。这是绝对错误的。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耶稣讲“你们不可以向东去”。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形式，古老的东西有存在的道理，这是合理的自然秩序。每一种文化都适应和满足了相应的人种，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冲击来自科学的野蛮和贪婪，而和基督教毫无关系。但是，文明之间的冲撞难免造成文化的混杂，这是科学的罪过。
西方的科学文明冲击中国古老的儒家文明的时候，儒家文明已经在走向衰败的路上积重难返。面对西方文明的入侵，历史作出了一些正当的反应。在现在看来，义和团运动看起来十分荒唐，但这正是对来自西方的文化破坏的真正抵制。而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几次现代化运动一再受挫，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是正邪力量的较量。
事实上，科学本来就不是西方文明应该具有的东西，它和基督教文明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它是在工业革命前从外部降临于西方社会的，并在初期遭到基督教文明的百般压制。从现在的科学角度看，这种压制是不理性的甚至是野蛮的，但那是一股维护基督教真理的力量。然而，科学借助人们对理性和欲望的迷恋以及对基督教精神的逐渐背离，在满足人的贪欲中不断发展，造成基督教原始文明的日益衰弱，逐渐使古老的西方文化改变气质，染上一种强烈的物质化和无神论的气息，并通过战争和殖民扩散到全世界，在摧毁所有古老文明的过程中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
基督教文明的衰弱，和一些神学家的错误行为是有关的。在中世纪初期，古希腊罗马文明已经消亡，这种文化不过是人的理性，和基督教文明在内涵和特质上不同。然而，为了弘扬和维护基督教，神学家对古希腊文化进行了抢救、翻译和整理并用以论证基督教的真理性。这就在纯正的基督教文明中增添了不和谐的成分，这种成分后来造成哲学、人的理性对基督教文明的反叛，并且为科学冲击基督教准备了条件。人们普遍认为，古希腊理性传统和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神学家的错误行为，西方文明基本上只有纯正的基督教成分，而几乎没有所谓的人的理性的地位。神学家的错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不良影响实在十分深远。如果没有对古希腊文化的保留，基督教文明的衰败将被延迟，科学的入侵将更为困难。维护文化的纯洁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而所谓的兼收并蓄只是人为的败坏。
●科学和无神论
科学带来一种线性的历史进步观念，自我标榜为一切文明发展的方向，而西方文明正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自吹自擂无视不同文明的不同特质和各自不同的发展周期，构成扫荡东方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技术并不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东西。中国文明也有技术，例如指南针、造纸术。西方的科学和相关技术渗透着一种人对自然的征服和人们对技术的普遍崇拜，中国的技术是在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情况下个别工匠的发明和对自然的合理利用。西方科学的精神主要是实证、钻研、攫取、征服、不择手段和对片面的因果关系的重视，这种科学精神不符合自然的深层规律和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理念。这样的科学在中国不存在，因为中国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切包括人对自然的关系，中国的文化注重人精神上的自省和安身立命，没有对外在进行征服、侵略并发展这种科学的欲望和需要。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浩浩荡荡的船队和哥伦布的船队相比在技术和物质条件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但却绝不是为了探险和殖民。中国古老文明的和平主义和优雅可见一斑。
从精神气质看，科学和基督教文明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人类前途的问题上，在现有人类文明的框架中，并非条条大路通罗马。古老的文明普遍认为，人的本质和前途问题主要是一个精神范畴的问题，但科学和人的精神世界无关。如果基督教在当时能够揭示人生的真谛和解决救赎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科学就是对人间正道的破坏和干扰。事实上，人的前途不在于今生的幸福，而科学却只关注人的物质享受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造成人对精神、道德的公然漠视。
表面上看，科学对自然和物质的研究是中立的。实际上，它拒绝考虑人和神的关系问题、道德的问题、来世的问题，这已经表明一种反基督教的世俗的、功利主义的、无神论的人生价值。而科学的出现，包括荒谬的进化论学说、一些天文学的研究等等，对基督教造成很大的冲击。科学的研究限于我们能够看见的空间和眼前的情况，而基督教涉及另外的空间和人类长远的生存历史，二者不同的看法不能证明基督教的错误，却在人们的思想中造成了混乱。当然，经院哲学中后来被加进一些古希腊对自然的认识，这种认识的错误和纯正的基督教教义没有关系。在基督教看来，科学就是利用“地上的面包”对人进行引诱的异端，许多信奉科学的人被烧死是有原因的。
从关注人生本质的角度衡量，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无法和中国文明相比，但是一个绅士却不一定能够在战场上打败一个强盗。当然，这个强盗也是彬彬有礼、西装革履的，毕竟有基督教传统的外表。但是，在对待东方文明的问题上，西方的科学文明事实上在摧毁人类古老文明的最后一个堡垒。
科学对自然的肤浅认识产生了一个无神论的结论，威胁了一切古老文明的根基。从它的内涵和行为方式上，科学和所有古老的文明完全不同，它是本次人类文明暴虐的敌人。
二、古老文化的终结
在西方中世纪之后，基督教就逐渐衰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自由、理性、民主和科学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人们从对内心的关注走向浅表的思考乃至对物欲的贪恋。在科学日益满足这个功利的民族的同时，基督教渐渐成为一种文明的形式。当然，许多人依然在心理上留恋着古老的宗教传统并维持着对神的敬仰。人们基于对宗教传统的认同引申出对人权的基本尊重，这些在心理和社会层面遗留的与基督教有关的东西维持着这个表面上蒸蒸日上的科学文明。没有这些，科学的恶果会更为显著。然而，科学已经无孔不入，基督教的传统早就面目皆非了。
在中国五四运动后，儒家传统彻底中断。历次的政治运动对残留在民众和知识分子心中的道德意识进行了反复的、最后的扫荡，传统的东西在大众和学术层面都荡然无存。留存的只有权力对社会和宣传的严厉控制和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对人的思想钳制。
在东西方，文明都衰败了，却呈现着不同的形式。在中国，邪恶驾驭权力赤裸裸地张牙舞爪；在西方，还维持着一个有关人权的最后的道德底线，科学带来的富裕满足着人，其余的都是图有其表的形式和真正的放纵。文明的真谛都已经不在人们心中。
尽管有人依然留恋传统的古老文化并致力于研究和复兴工作，但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范畴在现实的生活和思考中已经不存在了。除非转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原始的含义、独特的精神已经无法被现在活着的人们真正理解。基于当代语言和思考范畴进行的解释和发展只意味着对原始经典的进一步背离和歪曲。尽管我们可以理解甚至认同一部分传统的东西，但这些主要局限在学术领域，而和大众社会生活、精神状态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古老文化而言尤其突出。除了古董的价值，一切传统的原始文化已经不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参见胡传胜的《儒学的终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所有古老的文明有过灿烂的历史，但都已经终结了。那些对传统的留恋，虽然是未泯良知的流露，但都只是一种自我陶醉和一厢情愿了。
在文化变迁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不注意人心的变化对历史和文化的巨大影响，更没有关注这种变化是否合理性。相反，总是在肯定变幻着的人心的基础上对文化和历史进行干预和创造，这种人为的努力事实上是将人心的变异扩散到这个社会，各种学说和主张充斥这个社会，许多观点臭气熏天。
在肯定人心变化合理性的基础上，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变化和文化变迁是合理的，传统是令人讨厌的，道德是空洞的说教，自由是人生的本质。逐渐地，古老的文化被复杂善变的人心给侵蚀和取消了，作为一种具有合理约束和善意呵护功能的文化不存在了，留下的是烦杂的、冷冰冰的法律和人们在法律之下的冲突、对峙。自由和民主被认为一切社会得以维系的关键和走向进步的希望，而至关重要的道德传统日益无足轻重了，自由和民主成为一种变异的、替代性的道德价值。
事实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只不过在仰仗可怜的基督教传统的残余在苟延残喘。真正的文明和传统没有了，而人类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物质存在。功利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已经如此远离古老的文化，以至于没有一个标准可以借此察觉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市面上喧嚣的、杜撰的各种学说充塞着人们浮躁、空旷的心灵，只是偶尔一丝从内心深处闪烁的良知让人隐约感觉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和悲苦。是人自己背离了古老的文化，而不是文化离开了人。
三、关于文化特质的反思
基于对文化败坏现象的考察，我们试图对关于文化的一些基本因素进行总结和归纳：
●文化的来源
人类最早的文化主要是圣人创造的，在本次人类文明中这些圣人包括释迦牟尼、老子、耶稣和孔子。当然，也包括一些史前遗留下来的文明，例如易经等等。因此，有神论是一切古老文化的基础。圣人的追随者们对原始文化进行整理和阐发，维护和充实着不断形成的文化传统。但是，这些阐发和最初的文化本身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历史的延续，文化对于后来的人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传统、一种已经存在的东西。这样，文化对这些后人而言绝不是一种理性的创造，人的理性在文化传统面前不能够肆意妄为。
●文化的核心
古老的文化主要是一些安身立命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涉及修行、宗教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用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因此，文化的核心往往具有明确的道德主义倾向。西方的基督教、东方的道家学说、佛教、儒教学说都是如此。
那些不教人向善、不注重道德的学说，那些重视技术却对人的精神世界漠不关心的知识，那些宣扬暴力和放纵的理论，按照原始文化的纯洁标准来衡量都没有资格冒充文化。
●特定的文化属于特定的种族
世界上不同的种族最早都分布在相互隔绝的地理范围之内，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不存在接触和交流的可能。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普世的、世界主义的文化。文化的交流和扩张在主流文化派系之间是一个历史的错误。
●技术不是文化的主体
文化适应和滋润着不同种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文化主要不是提供面包，文化满足的是人的灵魂，技术从来不是文化的主体。但是，文化的精神统辖着技术，体和器并不可分。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种族应该拥有高超的、能够达致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技术。
从本次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情况看，所有的古老文化在发展中都逐渐丧失了最初的特质，文化的终结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那些认定文化和历史沿着直线不断进步的乐观主义，不过是由于不了解文化真谛而产生的廉价笑料。历史证明了东方古老的循环发展观念的正确。本次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科学全面控制了人类文明的所有方面，今天的所谓文化是属于科学的。这种文化来历不明，否认神的存在，不关心道德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改善，推崇技术和竞争，针对所有的种族在全世界扩散。因此，科学不具有人应该具有的古老文化的任何特质，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邪恶因素。它是本次人类文化走向毁灭的重要根源。
四、正名与正法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良性力量，它对整个社会的道德起着维护和制约的作用；面对人的贪欲、盲目的理性、权谋和暴力，历来存在着正邪的激烈较量。在这其中，文化是人的真正庇护和依估。但是，当人自己走向与邪恶同流合污的时候，他就自己选择了对文化的背离，文化在衰败中抛下了愚蠢、可怜的人。
从另一方面讲，文化也是在败坏中诞生的。新的文化在腐化和尔虞我诈的社会氛围中逐渐为良知尚存的人们倾心向往，在扫荡邪恶和黑暗中带给社会稳定、和谐、宽容和善良。基督教和儒家学说产生的时候都是如此。实际上，在圣人看来，那时候的社会败坏也是令人吃惊的。老子当时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惠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然而，孔子以圣人的智慧凭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在极端混乱的时代为中华民族开创了可以长久受益的有关仁义的教诲，而没有象肤浅的法家那样教给人立杆见影的富国强兵策略。在孔子看来，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是道德问题，他主张“正名”以恢复人的道德和责任。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一直和人的不道德思想、行为进行着从始至终的较量，维持着了几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
在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远远超过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文化演变的历史表明，正如在历次人类文明转折的时候那样，唯有一种能够改变人心的精神力量才能够扭转人类文明的状况。难以置信的历史真相在逐渐显露，旧的一切已经逝去，新的文化和道德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已经诞生。在黑暗和腐败的今天，新人类的文化在我们这个肮脏龌龊的星球上展示出他令人惊叹的道义力量。真理历来和人心心相印。寻找吧，善良、清醒的人们。
以上是笔者对文化现象和历史教训的几点思考，个人体会仅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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