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贯中一句“方知后主是庸才”，司马昭说像俺这样的没心没肺的人“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于是，俺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事实假若都如人言，俺也没有争辩的必要了。
俺为人谦和，没有官架子，工作中大胆使用人才，走群众路线。一些人便以此作文章，认为俺生性愚钝，不思进取，不像个一把手的样子。其实，俺虽然是年轻干部，却也能严于律己，“以父事相”。相父所有的内政外交俺都举双手赞成，甘当后盾；相父的班子问题，俺也从未抵过条子，挨过面子；相父的干部路线，俺也是“萧规曹随”，照过去方针办，保证了政策的连续和稳定。哪象今天的一些干部，今天张三叫人拔葱种蒜，明天李四叫人植树养蚕，后天叫人毁田养鱼，天天都有新举措。一故事讲：张三干乡长时，热衷于挖河修路，河路没有修好，自己的升官道路铺平了。李四接替后，大建市场，市场没建好，自己的腰包早满了。王五接替后，大棚养鸽，结果鸽子没飞起来，而自己却飞了。唯独后来的刘七乡长，把河路修通，市场建好，鸽场也交付使用，却被人认为政绩不突出，而被挂了起来
古人云：帅才不及帝王术。自古及今，二把手有能耐的地方，假若一把手扶不起来，副职不出现“马要先立柱，牛要先架梁，猪要先砌墙，狗要先安窗”的混乱局面才怪呢？！而俺“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正是发扬了高祖刘邦“善于将将”的才能，率先在中国实行了专家治国，才使诸葛公、蒋琬公、费祎公、姜维公等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证了“联吴抗曹”政策的“百年不变”和干部队伍长期稳定。正如一首歌里唱得那样是“领导的主义高”。
诸葛亮的最终使命是违背了先主辅政的嘱托，进而代政，并长期大军在外，犯了君臣大忌。宋代岳飞在外驻军，宋高宗一时间，下了一十二道金牌，召岳飞班师回朝。尽管我一向反对相父的北伐决策，但北伐一经决定，我便在后方全力以赴支持，毫不动摇。那象今天的同志们那样，开会归开会，决议以后照样各行其是，谁也不把会议文件当蛋玩。
当然，诸葛丞相在世时，冤枉了不少人，那是时政的需要。至于丞相死后，我为何迟迟不落实政策？因为诸葛丞相毕竟代表着我们班子的一个时代，很多事情尽管是丞相出得主义，但毕竟是我点了头的。政治就是这样，讲政治，就不能讲江湖。或许有人问，诸葛亮为相如此专权，干了不少错事，你那时干啥吃得来？！我的回答是，那时我是和班子保持一致。相父死后，安汉将军打小报告诋毁相父“功高盖主”，俺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将生事者处死。蜀国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正气上升，教化秩序景然。充分说明了对冤假错案不平反也是讲政治的需要。
在俺治下的蜀国，君臣和睦，军民团结，“民主作风”在今天也可作为“领导班子”的典范。哪象现在的一些人，一旦主事，满眼不是自己人，今天动老张，明天拿老李，名曰干部调整，实则卖官鬻爵，把一个好端端的单位搞垮了，还被人认为是魄力之举。
受演义的影响，人们都知道俺是一个安乐公，这其实是不懂我的心。蜀汉同曹魏相比，国土面积小，工农业总产值低，而中原物产丰富，人才济济，得中原者得天下。当时，吴蜀联合才能鼎立的情况下，关二叔刚愎自用，大意失荆州；张三叔酗酒生事，破坏安定团结；先父义气行事，伐吴全军覆没。三人把联吴抗曹的战略决策破坏得体无完肤。加上南方孟获反叛，北方虎视耽耽，留下一个烂摊子。俺和相父同舟共济，十二年来，相父六出祁山，国威显赫。相父之后，俺和姜维九功中原，使汉祀又得以延续二十九年。那像现在的一些国营老板，三年搞不垮一个企业，五年不搞垮一个集团，人家就会说你这个老板不会当。
俺顺应祖国统一大潮，“‘全’国为上”，使蜀国平稳投入祖国怀抱，岂不功在国家，利在百姓。难道不是亏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吗？至于个人担点骂名又算得是什么？假若仅为自己打算，怕早已协款出洋，仍不失为富家翁。难道非得象一些顽固的台独分之那样，让老百姓长期遭受长期分离的痛苦，才能算伟大、正确、英明的领导吗？！一个不听话的姜维非要搞曲线救国，非但没有救国救民，反而祸国殃民，自身不保？！
人天生就具备演戏的才能，演好演砸那是个人的能力问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是一个在当时连三岁的小孩都明白的道理。司马氏歹毒故用蜀地歌舞试探俺，而俺大智若愚，欲哭之时仍能“谈笑自如”，“养晦自全”的本领几人识得？！那像现代青年，动不动就赤膀上阵，喝酒骂街，一点斗争的艺术都不讲。
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凡是猛人（名人、能人、阔人），都有这种命运。无论何等人，一旦成为了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别人所看见的并非猛人的本相，而且经过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幻影。”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但要保持这个奇迹就难了，而国人恰恰缺少的就是这样的能力。自制力的缺乏，往往使国人发烧到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就耳不聪目不明程度。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作为一国之君，俺宠信宦官黄皓，毛病出在人老任性，而决非平庸无能所至。一两个坏人也绝对成不了大气侯，根本没有亡国亡党的能力。在用人方面偶尔使用一两个坏人也属合理损耗，地皮流氓大面积走上领导岗位才是领导用人的悲剧。何况本人早就公开声明，黄皓“乃趋走小臣”，并没有把干活的和陪玩的混为一谈，更不存在“傍大款”“喝花酒”的嫌疑！历史上的权势者又有几人身边不被不三不是的人的包围着。为何小题大作，否定我的前半生呢？！
相反，关二叔自以为是，大意失掉荆州，可人们却称其为“旷代武圣”；相父“事无巨细，大权独揽”，工作中胡子眉毛一把抓，却也能捞到一个“智慧之神”；先父不顾百姓死活，一意孤行，葬送几十万子弟兵，却也混得个“仁者之君”，张三叔喝酒误事，死在酒上，明知是滋惹事端的主，可先父依然爱护有加，被他无辜鞭打的冤魂，至尽没有人敢为之叫屈！俺享国41年，是三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是蜀国百姓得到实惠最多的君王。为何“因一疵”掩俺“大德”呢？！俺倒想问一问罗贯中先生：“您老有没有搞错呀？！”
俺才不是扶不起的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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