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虽不遗传，但它会通过社会的承续而传统于现代。当我们今天在怒愤官僚主义作风，在揭批权钱交易，在为反腐倡廉定制度、动措施时，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官文化残余的作用。因此，从历史长河中寻求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盛旺与衰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近期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刘永倍教授著〈中国官文化批判》一书，正是在这一领域中的力作。
1，理论观点的创新性。“官文化”是本书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探索并在学术界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1994年）。作者在本书中对官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中国历史分期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在分析大量历史学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基础上，作者用“宗法社会”取代了“封建社会”这一习惯用语，并探讨了中国“宗法社会”的特殊性。认为，中国的“宗法社会”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其一是封建领主制，其二是集权官僚制。自秦汉实行的集权官僚制持续了两千余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制度和结构。从经济上看，集权官僚制阶段，是以农业为主，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归国家（王朝）所有，国家以均配土田的方式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占有，又以赐田、禄田、勋田等方式将一部分土地分归官吏占有，并允许土地占有权的买卖。这样，就形成了集权官僚制下由国家拥有主地所有权、官僚地主和自耕农拥有土地占有权、而无地农民（佃农）向官僚地主“租”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制度，曲这种制度规定了中国所特有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从政治上看，集权官僚制是以中央集权统制下的行政区划和委任官吏为特征，各级官吏只是代表皇帝行使权力。作为一个集权行攻大系统，官僚制从中央到地方，级别分明，等级严密，经两千余年的演变、充实，形成了人类在农业文明条件下最为严密的政治体制。
2．论证过程的完整性。首先，作者指出官文化的理论基础是儒家道统。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对创立儒家道统向孔子，以及儒学拓展和修正的盂轲、苟况、董仲舒等进行了分析，并依据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对儒家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原则及其构成其学说体系的核心范畴、主体范畴和辅助范畴都作了详细探讨。
其次，对官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具体内容作了系统研究。儒家道统是集权官僚制的灵魂，这是官文化的首要特征；要保证官僚地主阶级内部协调和对外统治，必须培养忠心诚意维护集权官僚制的人才，这样儒家道统中的“内圣外王”论，也就成为官文化的特征之一；官文化即“管人文化”，其要旨，即人治和“以刑配德”，人治是“内圣外王”的直接展开，也是官文化的重要特征。为管民而采取的愚民政策、约束官的官本位的社会观、官至上的价值观，以及官财一体、选官制度、求官之技等，是儒家道统作用于社会的必然表观，成为官文化的具体内容。
再次，作者对官文化的历史作用作了客观评价。官文化曾是先进文化，因为它所取代的是封 建文化，但随着历史发展官文化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也日益明显，成为中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桎桔。官文化对政治的制约，表现为“明确地把民作为被‘治’的对象，其制度、体制、结构和运作机制，主要目的和内容，都在于‘治’民上。”（345页）“治”民就必须“愚”民，愚民只能安分守己，不需要思想。这种非民主、抑自由的必然结果是，既扼杀了人性，也窒息了中华民族振兴的源泉。
最后，分析了官文化的现代变种---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官僚资产阶级是官僚地主阶级“资本化”的产物，“它主要存在于集权官僚制的中国，是中国古代特殊社会矛盾演化与外国资本侵入相结合的表现。”（360页）作者对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所有的资本来源、存在方式、官僚资本主义的具体内容及其危害的论证，为人们从现代意识上认识官文化、批判官文化提供了课题。
3，分析方法的科学性。一定“将文化写经济、政治进行统一研究”。（46页）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不是存在于经济和政治之上，而是存在于其中，也不仅是被动地反映经济和政治矛盾，而且积极地参与这些矛盾，是这些矛盾的内在因素。在论及官文化产生时，作者是将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因素统一进行考察，而分析官文化特征和内容时，又特别注重揭示官文化备主要范畴的经济、政治内容，以及它们对具体经济、政治矛盾的制约。
二是用矛盾分析方法研究官文化，这是由文化阶级性决定的。作者用一章的篇幅对官文化统治的结果与对立面---小农意识产生的经济基础、先行表现及其特征进行了论证，指出官文化与小农意识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文化矛盾，在两千多年二者共存的历史过程中，在量上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与调整，但没有发生质变。虽然它们代表着利益对立的两股社会势力，但小农意识这种落后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的意识，却给官文化的存留提供了机会。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只有在民众中以民主文化克服小农意识，才能从根本上为消除官文化创造社会条件。”（327页）
三是注意从中国的特殊矛盾归纳一般性，这是作者运用辩证法的具体体现。例如：在分析中国古代历史阶段时，作者强调不能用欧洲人的观点和演绎对比法来界定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必须注意研究本国的特殊矛盾，从而得出“宗法社会”这个一般规定性。
4．研究目的的现实性。“我们是从现实出发来批判官文化的，是以克服现实中的官文化为目的的，（45页）因为官文化仍然“活”着，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障碍。
首先，批判官文化的原则是马克思的劳动人道主义，其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官文化奉行的是“天命论”和“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论。劳动人道主义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论”，进而也摧毁了暴力论，它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是劳动创造的，劳动者是文明主体，也应是社会的主体。以社会主义民主组织劳动者推翻剥削阶级统治，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建立并控制新的国家机器，以民主法制来制约国家机构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这是从根本上克服官文化的保证。
其次，批判官文化必须了解其残余在现代的表现形式。作者认为最突出，就是以通行两千余年的“改朝换代”意识和“打天下、坐江山”的观念来注释中国革命。当有这种观念的人参加革命取得政权后，一旦遇到合适条件，官文化就会在这些人身上起作用，贪污、腐败、作威作福等就会出现，进而就是官僚资本产生，成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大敌。
再次！克服和批判官文化的关键，在于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官文化的实质是官“治”民，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主体是民“管”官，是“社会主人”对“社会公仆”的制约，通过民主法制来维护公有制经济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
最后，“批判和克服官文化，目的在于确立社会主义文化。”（422页）因为社会主义文化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以劳动者的自由发展为核心。通过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确立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这对于我们今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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