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星弛与后现代主义
周星弛在国内原来已经红了好几年！去年《新周刊》拿他做封面，我视若无睹；上个月《南方周末》专版报道他到北大的访问，我视若无睹；直到昨天谈起“经济学哲学”里面的胡言乱语，朋友顺口告诉我，周星驰在国内被冠以“后现代现象”、“解构主义”之类的评价，我才猛然一惊，啧啧称奇。
我也一直喜欢周星弛，我喜欢的就是他的低级趣味。古往今来，低级趣味往往大受欢迎，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那些低级趣味，怎么可以跟高深玄妙的文艺理论扯上关系？更奇怪的是，喜欢低级趣味，为什么非得用什么“后现代主义”来文饰？将低级趣味的商业制作隆而重之，星爷知道，也会偷笑。
文艺就是文艺，不需要用理论来阐释、解说、评判。《红楼梦》就是受欢迎，那就够了，衍生的“红学理论”画蛇添足，不知所谓；周星星就是过瘾，那也够了，衍生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跑来沾光干什么。说得深一点，“文艺”和“理论”本来就应该各自为政，井水不犯河水。
形而上学，科学，数学
读大学的时候，给我影响最深的是西方的认识论，其核心之一，就是为“形而上学”与“科学”划分地盘，让两者各自发展，互不干扰。
所谓“形而上学”，包括哲学、宗教、文艺，它们的功能是给人以心灵上的愉悦和安慰。“形而上学”所说的话，都是命令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例如“不要偷盗”、“你真好”、“你真坏”、“黄山很漂亮”等等。这些话没有“真假”之分，而只有“好坏”之别。
而“科学”则包括各种经验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等。“科学”所说的话，都是陈述句，如“水的冰点是摄氏零度”、“代价越大，需求量越小”等等。反过来，这些话只有“真假”之分，而没有“好坏”之别。任何经验科学的陈述都可能出错，但它可以让我们对真实的世界有所了解。
有点特别的是数学。数学不是经验科学。数学是一套套自圆其说的符号。按照逻辑原则一步步推导的数学结论永远不会错。在任何一个星球上，三角形的内角和总是等于180度，那是规定的结果。数学有别于经验科学，数学是“永真”的。但任何“永真”的陈述都有一个缺陷，即它不包含任何有关真实世界的信息。
形而上学，经验科学，数学，三者的区别一目了然，而在我看来，大量的文化废料，则都是由于混淆了这三者的区别而产生的。
文艺与文艺评论
把《大话西游》上升为“后现代主义”，或者把《红楼梦》上升为“红学理论”，就是想把属于“形而上学”的文艺，上升为具有“真假对错”的科学理论。这是一种徒劳的尝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标准，来规范我们的感官和感情。
显然，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还有结构宏大的美学体系，都既不是文艺作品---所以不能令人感动，也不是经验科学体系---所以不具备可验证的基础。文艺理论和美学体系恐怕是多余的。每当新文艺作品大行其道，原有的文艺理论便显得迂腐可笑，不堪一击。
经济学与形而上学
也有人倒过来试图在“经验科学”中混入“形而上学”，例如要在“经济学”中混入“道德”和“哲学”。他们要求经济学讲究“人文关怀”，或把“国家”、“阶级”、“文化”等集体概念，作为经济学推理的基本单位。这些做法损害了经济学的科学性。
要知道，“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不同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时不是“经济学”，而只是“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本身是中性的，它不带感情色彩。经济学说“火车票价不够高就会出现黄牛党”，或者说“只要认命就不会有人失业”，那跟物理学说“碰到石头会流血”是一样的，既没有悲天悯人的意思，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经济学家只有在不夹杂感情的时候，才能代表经济学。
另外，用“国家”、“文化”、“民族”等集体概念来讨论问题的所谓“经济学哲学”，也不是经济学。经济学是仅仅研究人的个体行为的经验科学，它不研究“国家”如何竞争、“民族”如何行事、“文化”如何兴衰的问题。例如，在关于国际贸易的争论中，常见人们说“国家”之间如何竞争。但那是错误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不会竞争的，只有人与人之间才会竞争，企业和企业之间才会竞争。
经济学只要混入感情，或混入哲学词语，就不可能用事实予以验证，也就不可能错。不可能错的结论，就不是科学。充斥感情或哲学词汇的经济学陈述，是没有科学价值的。
经济学与数学
经济学可以借助数学来进行推导，但反过来，纯粹数学的推导，并不具备任何经济学的含义。在充满高深数学的经济学论文中，如果那些符号不代表真实的现象，或它们所代表的现象不可验证，那么这样的论文，与其说是经济学，就不如说是数学。
是的，那或许是一篇精彩的数学论文，但精彩的数学论文，不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情况。一位经济学大师提起他早年关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著作时，曾经感慨地说：“那时候我也摆弄过一些符号，现在想来都觉得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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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以“我”的身份下笔，这篇文章是例外。不管您的看法如何，这就是我当年学习“科学哲学”的结果---我现在还是根据这些原则来剔除读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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