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篇未曾深思的文章里，笔者曾对《雍正王朝》一剧有所议论。今日看来，或许评论的水准未见其高，但笔者以为，评论的方法倒也大致不差，在这一文章的写作和写作前的思考过程中，笔者最为关切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怎样评价以商业利益为取向的大众文化产品?具体到《雍正王朝》，则是怎样评价以“戏说”或小说这样的虚构方式表现的历史题材作品。
时至今日，那种虚矫的“抵抗”姿态或卖弄的“呼唤”造型已不再为人认真对待了---在此并无意对上述两种倾向作根本的否定，尤其是其发端者的初衷，在笔者看来是有见地的和真诚的---但大众文化与所谓精英文化的分界和对峙非但并未消除。近日《南方周末》所载潘多拉“你是疯儿我是傻”一文，正是这一现象之明证。诚然，作为对所身处之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未来深具关切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影响这个社会的文化现象保持缄默，但是，以理性思维---即在一种前后一致的理论框架中以某种符号操作作为认知方法---进行思考的知识分子，在其试图对以市场价值为第一优先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时，是很可能陷入看似雄辩滔滔，实则无的放矢的境地的。
首先，所谓文艺评论的方法显然是更靠近于心理学而不是社会科学一端的，其试图由作品逆推创作者的意图和心理的努力，在笔者看来在大多数应对大众文化的场合是徒劳的。在现代的大众文化产业中，创作者顶多处于一个高级白领的地位，简单地说他或他们仅仅是制片人所雇佣的职员，他或他们也并不能声称对作品的拥有权，不是他们而是制片人才是这一大众文化产品的所有人，这样其自发的意图或心理如果还有的话极大地受制于制片人，而制片人所面对的，则无非是一群调查人员统计得出的有关收视率的数据，据说这些数据反映了观众的要求。这样，最终决定作品之形态的，可能仅仅是若干组数据中的一组最近发生的一些变化，而这里，是没有什么意图和心理的。当然，这并不说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产品之生产已然如此，但笔者确实相信，它已开始如此，它也必将如此，这也就意味着笔者认为所谓文艺评论并不具备批评大众文化产品的针对性和相应的力量。在文艺批评失却力量的地方，道德姿态开始展视，但这也同样是文不对题的。
有许多东西其实是不能批评的，比如趣味，任何人都不享有为其他人规定趣味的权力，因此，即使你认为大众文化产品是何等低俗，你所表达的也只能是“不喜欢”，而不是“不好”，除非你能提供一个“好”的客观标准，但这种标准是没有的，有关趣味的标准只能是主观的。因此，你所能做的只能是提倡你所喜欢的趣味，并指望有更多的人与你同调。但是，笔者注意到，在个人生活中并不存在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标准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并不都具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因此，在一些场合，就表现为总是试图突出(如果不是说确定)某种在其看来更恰当的标准，并不自觉地假设其是可以或应该适用于所有人的，这样，一种居高临下的评判而不是基于平等地位的交流就成为知识分子评价大众文化产品的主流态度。
那么，对大众文化产品究竟该怎样进行批评呢?如前所述，准心理学式的文艺评论是不敷应用的，而对其趣味和有关艺术的专业水准，前者不宜过多评价，后者则更应留给专业人士评价，按照笔者“对所身处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未来深具关切”这一定义，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批评显然应集中在其对社会共同体的影响上，而不是其对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上---遗憾的是，“抵抗”也好，“呼唤”也罢，却恰恰是从后者而不是前者展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的。并且，这一批评的目的甚至也并不主要针对大众文化本身，对一个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产业而言，批评的作用是有限的，尽管也是必要的，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大众文化加以规约，但批评的目的，仍在于通过批评在社会共同体当中与大众文化形成某种竞争关系，即与大众文化一道，在社会公众中间争夺影响力，这意味着一种平等而又相互竞争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出现在大众文化有可能造成对社会共同体不好影响的地方，与之竞争并发挥作用，从而为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未来作出贡献。
尽管大众文化常被指责为“迎合”，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也能“发现”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大多数人的心理、偏好和需求，而这是知识分子们拙于为之的，因此，笔者甚至认为，知识分子们似乎应该更加谦虚一点，批评的过程也可以同时成为学习的过程。琼瑶们的一再成功，显然不是因为程式化的表演和那些半文半白的拙劣台辞，相反，表演和台辞仅仅是构成其产品的部件而已，甚至明星也不是必需的，毋庸置疑的是，是《还珠格格》捧红了赵薇而非相反。琼瑶们的成功在于从多年的从业经验中，已然明白了其视为受众的大多数中国人想要看些什么，琼瑶们更了解他们的心理、偏好和需求，这才是成功的秘诀。然而，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未来，显然也与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心理、偏好和需求高度相关，从而，文化批判本身也反过来丰富了自身的认知。比如，《还珠格格》与《鹿鼎记》以及许多百变不离其宗的国产剧集，鲜明体现了有别于好莱坞的“个人奋斗”的美国梦的中国特色---个人发迹，从这些形形色色的欲凭借自身天赋条件---美丽、温柔、机灵、淳厚---和不可知的机运发达的故事背后，其实证明了我们社会对经由训练和努力以成功的怀疑。这样，与其指责这当中的不良倾向---这总是容易的，不如在现实中去真正纠正不良的存在---但这无疑是困难的，由此，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舍难就易的转移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谁都明白，对严肃的思想文化的最大压力并不来自大众文化，但确确实实地在一段时间内大众文化成为了集矢所向，也就无怪乎王朔辈会对知识及其分子无情讥嘲了。
大众文化产品并不承担教育的功能职责，而以娱乐为目的，似乎也并不需要对知识的纯洁负责，据笔者浅陋所及，似乎尚未有哪位大众文化从业人士声称可以从其产品中获得真正的知识。同时，作为一名哲学上的唯名论者，我认为，历史---其实也并不存在独立自存于人类思想意识之外的作为实体的历史，所谓历史也是我们根据某种认知方法加以组织的若干材料，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历史本体在笔者看来是可疑的。历史中的乾隆和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中的乾隆，除了其名字之外，并无任何一点联系。或许会将剧中的角色形象平移至其历史认知中，但这显然不能归咎电视剧，同观一部剧，有人因具备区分剧集和历史的能力而没有这种现象，就说明了这里更应归咎于普遍知识水平也就是教育而不是娱乐。至于说到儿童，他们将来会受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教育，如果不是被蒙蔽和有意误导，他们应该具备区分剧集和历史知识的能力。无疑，在对娱乐加以限制和加强教育之间笔者选择后者。
可见，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其实是相当困难，作为知识分子，既要承认其作为社会公众更多注意力倾注的现实，又要以某种可能会被视作饶舌的方式在社会大众中展开竞争，这是一场注定不能取胜的竞争，但也并无输家，因为正是批判的张力构成了社会中理性和感性的动态平衡，在这里，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盛气凌人是文化霸权主义，而不置一辞则根本放弃了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初衷和责任，因此，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应是对大众文化批判时的现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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