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粗鄙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一种社会病。
用不着一一举证，这毛病到处可见，所以我称之为普遍粗鄙化。
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差不多二十年前，我们把一切文化病、社会病，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的缘故，近年因为林彪、“四人帮”死的死，服刑的也都期满出来了，于是好像无人负责了。其实，作为一个符码，林彪、“四人帮”也者，乃是文革以至文革以前绵延多年的左倾路线（也就是传统皇权专制主义的现代形态之一）的代号。
弄清这一点，有如乱麻的关系，至少可以理顺一半。
人以群分，占有知识的多少，文化熏陶的深浅，是有差别的。
60年代文革开始，利用还来不及学得多少知识的青少年“红卫兵”打先锋，向他们的老师，向所谓“四旧”和“封资修”文化的代表，向“反动学术权威”以至一切知识分子开火，不但“触及灵魂”，进而触及皮肉，出师很“利”，几乎是旗开得胜。这一点也不偶然，这是50年代初就开始的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逻辑发展；先是“以革命的名义”，要求知识分子“放下架子”，“向工农投降”，以摧毁他们的自尊和自信，才放他们一个个低头“过关”，继而是反右派运动把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划归异类，威慑其余，紧接着以“唯卑贱者最聪明，唯高贵者最愚蠢”为口号，发动学生对老师做大批判，而溯本追源，这都是40年代宣布“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无知识的”一说，还有关于“什么是知识”等论断的流风所及，有此理论根据、舆论准备，对整个社会中作为知识与文化主要载体的读书人群加以贬低和羞辱，践踏和摧残，就顺理而成章了。
不要以为只是写在书本上、写在文件上的才叫“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以“大老粗”为荣的口头夸耀和心理定势，在中国革命中，是“反智”倾向的产物，又翻过来支持这一倾向。这就是粗鄙化现象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这里不举政治生活方面的事例，只说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就一个女学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嫁给一个工农干部，八月中秋，妻子对丈夫说，咱们赏月吧。丈夫说，什么赏月？你看月亮多好看！不就像个烧饼吗，有什么好看的？撇开故事传播者或有的对工农干部的揶揄不论，这其实反映了不同文化环境出身者之间的隔膜，所谓缺少共同语言，在这里并非指政治话语，而是文化活动。
在文化问题上重实用，就会重物质，轻精神，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也因而轻读书人，假如再加一层理论形式的包装，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确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使用，以及农民群众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革命中的主力地位（首先是武装斗争的主要兵源）等等，对人们的社会认知不会不形成一边倒的压力。粗鄙化的极致，排除了人对精神文化的依存，也就还原到“饮食男女”的本能层面，如爱情与性，就只见性而不见爱情，又岂止月亮与月饼之分而已！吃饱喝足就行了，还讲什么精神需要，还要什么民主、自由！那都是“吃饱了撑的”！起历代专制帝王和大小奴隶主、封建主于地下，也都会以这样的口吻来谆谆教导他们的“子民”。即使说物质文明，能从技术层面“师夷之长技”也就够了，还要什么科学，讲什么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例如，在大跃进中，不但大搞平坟扩大耕地，且“向地球开战”，“向自然进军”，本来人们有原始的自然崇拜，以敬畏之心，不敢毁山林，污河水，一旦破除迷信，就无所畏惧地破坏环境和生态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一时让位给领袖崇拜，领袖崇拜则袭用了全套过去的迷信仪式（“请”领袖的画像或塑像，向领袖像“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及其他“表忠心”的活动，在重大节日或仪式中批斗异己，也是“祭旗”之类的余绪）；唯心论披着唯物论的外衣登台表演，愚昧和野蛮不可能不是粗鄙的因而也是丑陋的（后来，随着领袖崇拜的破产，作为惩罚，就是鬼神迷信的回归，巫婆神汉的复活，另一种形式的粗鄙，直到所谓“几十路气功下山救中国”，大家日常所亲见）。
中国的士气，在清末的维新和革命两派身上，都曾有所重现。他们借助于欧风美雨东渐带来的新的先进思想，给中国固有文化注入一线生机。只是，他们先后败于清朝顽固派和根深蒂固的军阀官僚及政治流氓之手。底气不足的新的政治文化抵抗不了据有中国最野蛮最愚昧的传统糟粕的社会势力。这跟后来至少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中国共产党人中的精英抵抗不住左倾路线的肆虐，以致发生了长达十年的，被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文革，其事有异，其理则一。
在“红色的30年代”，在中国上海，左翼的画家笔下，木刻家刻刀下，出现过鲁迅批评过的，状劳动人民与无产者，必定是粗手大脚，这同中国固有的嘲弄读书人为“文绉绉”、“酸秀才”的心理，也是一拍即合。他们自然不是要丑化劳动者，而是从心底的歌颂和皈依。
然后这是对“劳工神圣”的误读，一种在局部意义上的左倾幼稚病。
真要向普通的工人、农民咨询，他们也许倒会不以为然。因为他们不是依靠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是以常情常理来看人论事的。
当时，在上海和各地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也还依托“工人夜校”之类的组织进行活动，并且真心力求提高工运参加者的文化程度。他们并没有离开常情常理。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同样采取办工农速成中学等方式，从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中培养新的“工农知识分子”。可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随着知识分子的“掉价”，工农速成中学不办了，在职工农干部的文化补课不提了，可能是认为他们在“阶级斗争知识”和“生产斗争知识”两大门类（尤其是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方面，已经“够用了”；加上“读书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一成知识分子，便不可信用吧。这时，鄙视文化、鄙视乃至敌视知识分子已明朗化，以谩骂代替讲理的大批判主导了社会风气，各级党政机关遂为社会粗鄙化大开绿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据说体现林彪意图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提到的“读书无用论”正是以知识文化为敌导致社会向粗鄙化的恰切概括，也是愚民政策鼓励粗鄙化价值导向的“里程碑”。
在计划经济时期，不读书，不是照样升官，掌权？转轨试行市场经济，不读书，不是照样赚钱，发财？又有权有又钱更好，争权也是为了钱，有钱就行，可以直接买官或者变相买官做，然后“五子登科”矣。
官场可卖，商场亦可卖，公款宴上公开卖，海关关口暗中卖，岂仅五千一万，百万千万上亿元也不新鲜。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然则官风党风左右民风社风，上面的歪风邪气首先影响下面无操守的人。
党风官风的堕落是整个社会堕落的火车头，而知识界文化界的粗鄙化是整个社会粗鄙化的晴雨表。
就以演艺界来说，这是广义的文化界知识界的一角，尤其是牵动广大受众的一角。前不久一个电视剧引发小小争论：历史人物荆轲被处理成临阵胆怯，功败垂成，有关人员为他们这一构思的辩护，则不仅暴露了对历史的无知，还有对生活、对人情世事的坐井之见。荆轲其人，我不欣赏，我也并不认同历来人们对他的英雄崇拜（主张对他“抽象继承”的可以理解），但不能否认他是先秦游侠“士为知己者死”的一个典型，责之以粗疏、“不讲（钻研）于刺剑之术”则可，若以他为秦舞阳之流，一上台阶见着嬴政的威仪就“色变振恐”，岂不是以匍匐者之心度飞翔者之腹吗？粗鄙化的背后，是官僚气、市侩气、流氓气的沆瀣一气（唯独没有“士气”即体现文化命脉的正气），弥漫在官场、商场、市井以至穷
乡僻壤。官僚气恃权而贪，市侩气唯利是图，流氓气既有像《打渔杀家》里教师爷欺软怕硬的一路，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徒一路，至今犹是，而古之游侠在身份上多属流氓，具有这样的性格不足奇，荆轲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两千多年来人们能理解的，今天有人不理解，认为他要心虚手颤才合情理，未免囿于狭隘的个人心理经验了。
基于逆反心理的批判，是一柄两刃刀，在指向伪崇高的同时，也指向了崇高；在解构贻害无穷的准乌托邦实践时，也捎带着解构了一切人类应有的理想指向（包括社会理想，道德即人格理想，还有个人生活理想）。这样的思路我们这里多年重复着：指礼仪为虚伪，为剥削阶级所制定，于是我们也不讲礼节和礼貌了；指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人性、人道主义为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谁讲这些就是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做辩护士，于是只见批判假民主假自由假人权，却不知真民主、真自由、真人权以至真的人道主义为何物了。
我们动辄夸称文明古国，端上来的却多是死的物证，乾隆初年以前的古董我们有的是；加上盗墓走私剩下归公的文物，随手拿出都是世界一绝，足可骄人。若问在这样文物昌明的古国，怎么像文革那样的败坏文化毁灭文化之事竟能大行其道，通行无阻，一发而不可收呢？文革以后，我们说，对不住，还没好好研究；而其实在文革当中，千百万人的实践及指导实践的“理论”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须知这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须知这一暴烈行动的对象和动力，敌我友亦即依靠、团结、打击的阶级路线泾渭分明：照此办理，无大出入。中国现代史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外国人说，贵族要三代才能教养出来，而清皇朝的贵族子弟在世纪初就失去了乘凉的大树。1949年后不同阶段政治运动中在经济上剥夺了的（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小业主等），和经济上一般无可剥夺的（如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到50年代中后期，最晚到文革中，他们比原来的工人农民所多的，已只是或多或少的一点文化优势，他们中的部分人（要除去相当数量不识字的“土老财”）受过或多或少的学校教育，有一点知识，有一些所谓“文化教养”。这据说就是他们赖以同革命的执政党较量的资本，也必须加以剥夺的了。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从1949年起，我们的官方文件、报纸广播和教科书里，就不再有“教养”两字，更不见“文化教养”这个词，直到1957年8月，反右派高潮中，国务院公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把“教养”跟“劳动”挂起钩了，比起判处徒刑后的“劳（动）改（造）”来，这个“劳（动）教（养）”的特点在于：无期。随后，50多万右派分子中近半数被送进了“劳教”场所。从这以后，曾经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们嘴上，也讳言“教养”两个字了。
如果有人以实证的功夫，考察一下半个世纪以来，政治生活影响到书面和口语中字词的生生灭灭，一定不会徒劳无功。何止“教养”两个字的沉浮！一提到庸俗、粗鄙、无教养，也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小民以至大官口头的“粗话”以至“脏话”，其实“国骂”云云只是小焉者；当年腾于众口的“夹着尾巴做人”和“翘尾巴”、“割尾巴”等语，来头更大，威力更猛，其历史且在半个世纪以上。真是：革命，革命，多少粗鄙假汝之名以行！直到今天，电视屏幕上的别字连篇（如“五【武】家坡”“五【武】夷山”“临【邻】村”“归【规】定”“合【和】谐”启示【事】”以及“审美娱乐【愉悦】”“渊【源】远流长”等），问题不在于出了这些同音误写误读的技术性差错，而在于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更值得担心的，是因我们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相当一部分建立在借用或归并同音字的原则上，也许这正是别字之所以引不起足够重视，甚至会蔓延成灾，覆盖更广，被认为自发的简化字！长期不从文化的高度来统驭文化工作，这样的结果是难免的。
面对着日益发展的，作为文化病、社会病的粗鄙化，当我们高谈（我不说侈谈）建设精神文明，高谈（我也不说侈谈）提高国民素质的时候，是不是看一看我们的“干部素质”？---这不是一个“文凭”问题，文凭可以花钱买，硕士博士可以雇人代读代考；也不是“讲”得怎样的问题，讲的都是套话，再熟练又有什么用？---我更不举那些令人不齿的贪污腐败的例子，我只举一位新进官员为例。
据悉，去年12月 4日，在大连未完工的体育场上，马俊仁主持了一场“公审”、“枪毙”、“悼念”赵瑜的活动。场上有一个写着赵瑜名字的纸人，马问与会者要不要审判、要不要枪毙、要不要火化赵瑜，最后把纸人烧成了灰，把这象征性“骨灰”撒在田径场上：“让那段日子跟赵瑜深深埋葬。”我本不愿相信这一报道，但它见于辽宁体委主办的《体育天地》（12月 7日），记者署名孙小光；此事如属实，则着实可悲，诅骂魇魔之术，大类赵姨娘行径，怎么竟出于从事体育专业又为人师表的名人？但放眼一看，虽涉粗鄙乃至滑稽，而教练马俊仁跻身负责官员并无足怪，亦无愧色，他比有些言行粗鄙化直到“五毒俱全”的官员毕竟尚有专长和实绩也。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