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化大潮中，随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西方知识分子又一次将眼光“向东转”，开始出现了“汉语热”、“中国投资热”、“中国文化热”……带来了新一轮书写“中国形象”的热潮。以此为契机，一些学者提出了“主动姿态的文化交流”的口号，以主动而理性的精神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以建立平等对话和相互补充的平衡的世界文化生态。
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绝非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冲动，也不是为了重新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一个“中华帝国”的“华夏主义中心”。这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入考察和对现实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民族精神的自觉。历史学者指出，中国近代以来“西化”之风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自我反省和救亡图存的主动选择，同时也是西方向中国“文化输出”策略的成功。100多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远比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深入。章太炎很早就看到，西方人打压中国文化是以科技和军事征服为依托，一方面由传教士鼓动，一方面又由中国的留学生灌输，一步步地在文化上制服士人，以致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已然“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派在器物上学习西方，到维新变法从制度上效仿西方，再到从文化思想上呼唤西方，以至我们日常生活和消费观念上所受的西方影响，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严重的赤字现象，西学输入大大超过中学输出。据研究者统计，百余年来中国从西方翻译了近10万本书，但是西方实际翻译的中文书却和这一数字不成比例，因此，我们应该在文化策略上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手抓“文化拿来”，一手抓“主动的文化交流”。
西方文化除了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外，这种文化的形成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其他文明的贡献，包括中华文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并非只是来自后殖民批评在理论与话语层面的攻击，而且也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历史文化学、文化生态学的深层批驳。西方文字学者，中国近、现代史专家马丁·波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源泉》一书引起了西方整个知识界的震动。该书对18世纪以来的欧洲人文学术传统做了深刻的回顾和反省。作者在对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证以后，揭示出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了的事实，即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18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种族偏见，敌视犹太人和亚非民族，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却极大地影响着后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作者还举出了语言、建筑、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大量证据，说明公元前2100至1100年，也就是希腊文明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原来，雅典是黑色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大量的论据证明，西方在进入现代化的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西化”风潮，同时也是一个“东化”的过程。西方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成为先发的现代化区域，没有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不可能的。不用说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南北“丝绸之路”等对西方殖民拓展和现代科技文化教育的深刻影响，单是思想层面，中国文化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就具有重要作用。启蒙思想家们在18世纪的法国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热”，伏尔泰在写于1745年的《人类思想史新提纲》中就认为：“吃着印度、中国等东方古国土地上生产出来的食粮，穿着他们织就的布料，用他们发明出来的游戏娱乐，以他们古老的道德寓言教化习俗，我们为何不注意研究这些民族的思想？而我们欧洲的商人，则是一等找到可行的航路便直奔那里的。当你们作为思想家来学习这个星球的历史时，你们要首先把目光投向东方，那里是百工技艺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东方给予的。”伏尔泰认为，中国成为西方人走出历史困境值得仿效的“最好的国度”。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针对美国人的种种恶习而导致的“心为形役”之苦，开出中国人从容自如、闲适达观的舒心丸，果然奏效。一时间，林语堂被喻为“东方哲人”，成为美国人的“人生导师”。书评家普雷斯科特在《纽约时报》上感叹说：“读完这本书（指《生活的艺术》）之后，我想跑到唐人街，遇到一个中国人便向他鞠躬。”也许，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他们自身的问题与需要，因此，他们有时过度赞美中国，有时又“妖魔化”中国，对此，我们不应以之为喜也不应以之为忧。但中国文明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影响却是事实，这一历史事实是我们重新正视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是我们以主动姿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依据。现代性是在“东西”和“南北”的全球文化互动中产生的，现代性不是西方自发的一元论。
在今天，我们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基础还在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经验与成就，无疑对于当今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意义。文化在21世纪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容忽视的。相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同质化，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需要大力发展，已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全球化不等于英语化，也不是西方化；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过程，是东西南北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全球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自然生态，“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正在破坏着当今世界的文化生态建设。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是我们基于一种人类的角度，面对共同的问题，如环境与生态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国际恐怖主义、贫穷与战争、疾病与健康……提供中国文化的处方，使世界在相互尊重、相互依靠、平等互助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中国文化为维护当今世界文化生态平衡所作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迫切需求。
正如华裔学者杜维明所说，面对西方，我们应该有一种“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我们不以仰视的目光来神化西方，抹煞民族文化，从而陷入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应以俯视的眼光来丑化西方，理性的态度是以平视的眼光来审视西方，面对西方可以提倡一种“文明对话”的方式，以平等对话的方式，使西方能够真正地认识中国文化。仰视西方往往带来片面认同、迎合殖民者的身份塑形，“唯西方马首是瞻”，一切以模仿西方为宗旨。俯视西方则往往过度丑化西方，不利于我们吸收全人类的文化丰富自己。唯有平等对话才能加深相互的认识与了解。费孝通提出，文化之间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后来被国际学者广为引用，充分表达了当今世界文化对话中所应有的健康心态。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是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他者，认识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
我们要全方位地深入认识、发现和整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现有成就，从数千年华夏文明的辉煌历史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创造上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价值和成功模式；从科技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到信仰层面；从哲学、文学、历史到科技等等，我们都可以在理性与自觉的态度中重新加以审理，该加以扬弃的就加以扬弃，该创新的就创新，与时俱进，决不抱残守缺，如时下非典肆虐，使得我们对中国一些传统“陋习”和文化“痼疾”必须加以修正。我们应该认真、平和地审视当今世界的文化生态环境，认真理性地反思我们的文化传统与现实，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来进行文化建设和文化的传播与输出。我们相信，只要拥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眼光和气魄，我们必将摆脱自卑、自大、自恋的文化心态，树立起自强、自明、自信的中国形象。
跨越了新世纪的古老中国正怀着新的憧憬和期待：在世界的大舞台上重塑伟大的“中国形象”。这不仅仅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也是世界的召唤。加入“世贸”、举办“世博”，以展示“经济中国”、“知识中国”形象，申办“奥运”，以树立“绿色中国”、“文化中国”形象……“让世界为中国喝彩！”一个充满朝气与魅力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 (原载人民网20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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