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
1405年底，郑和船队200余艘大船、近3万名将士从福建五虎门放洋，随之而来的七下西洋，将整个东方航海事业推向高峰。
1433年，当明代皇帝下令停止航海、历经风浪的宝船停泊在温润的港湾里等待腐烂的时候，西方却开始了新的航海事业。西方的生存危机引发出新的扩张需求，而它的重商观念、宗教信仰、冒险精神混合着造船、航海技术、火炮的威力，又在物质与精神上为西方走向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很快，西方就以精明的商人、彪悍的海盗、老练的船长、执着的传教士们驾着帆船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各大洋的地平线上。
1450年到1650年这200年间，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退出了海洋，而西方却占据了海洋。一系列的冲突随之而起，西方人对中国感到不可思议，而中国更是将西方看成是洪水猛兽。伴随着海洋的扩张，西方又将其精神产品送到世界各地，并再度掀起新的冲突。
谴责资本主义的扩张，暴露他们的狰狞与贪婪，我们百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而同样艰难的工作，是客观地回顾那段最初的遭遇，重新反思自身的文化。《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一书的作者以其敏锐、深刻的洞察，展开了那开人心智的反思。
相信历史就是连续剧中喜怒无常的皇帝传奇，是幼稚；相信历史就是史籍中的记载，是教条。没有思考，没有洞察，就没有历史。因此，作者并非仅仅想向读者展现一段历史：中国的郑和们回家去了，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人一个个赶到海上溜达。而是着意通过这海上的消息传达出历史的真谛、历史的智慧。一进一退，是两种文化各自发展的必然，又是两种文化的较量。中西文化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不仅预示着1840年以后的那段历史，而且还预示着文化冲突中各种可能的较量。
确实，作者告诉了我们许多，遭遇、冲突、流血、屠杀、囚禁、掠夺……但这许许多多的故事、片断、书信、记载背后，明帝国日复一日地向内收敛，而西班牙哈布斯王朝却不停地扩张，作者透过历史故事，看到了历史行进的脉络。他写道：“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超越传统的扩张，都会造成对世界格局划时代的革命，都会使人类文明向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一步……在世界一体化的三次大扩张浪潮中，中国的角色各不一样：第一次一体化浪潮中（马其顿扩张），中国在扩张的极限之外，属于另一个世界；第二次浪潮中（蒙古扩张），中国变成世界的轴心，表现出一种文明的向心力；第三次浪潮中（伊比利亚扩张），中国表现出一种文明一体化的离心力。”这一离心运动使中国被世界发展的主潮流抛出了很远。实际上，这种离心运动不仅造成地域关系、格局上的距离，更潜在的是文化交流关系上的，以及中西观念上的距离。如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展开，它要求我们在更复杂、更多元的角度上考虑民族的未来，然而就在这时，作者向我们展示出了中西方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很显然，作者的话语清楚地置于我们现时代的语境之中。
如果中国当时确实理解到了那些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真正作为，并且将自己的帝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那么1840年以后的历史必将重写。问题不是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当时我们有无能力从一些变化中看到未来的道路。这是民族的智慧、文化的敏感。事实上，中国人接触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晚。1582年传教士利玛窦一行来到了中国，在送来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1619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一行到达澳门，他是伽利略在罗马学院时的同学，来到中国后主持钦天监，观察制器，修历著书。从整体上讲，中国已经了解到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说，“中国在近代曾是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文明古国”，可是“接受”的程度相当表层。那些当时在西方最为先进的成果并没有触及传统文化的根基。技术的表层成果被吸收，而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因、文化精神却并没引起人们的重视，整个民族没有意识到科学的未来价值。这种忽略并非民族心智的虚弱，而是因为在“只有一种权威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工具，科学也一样”。在17世纪之后科学迅猛发展的时期，我们并没有主动参与这个过程，最终与其失之交臂。待洋务派惊叹西洋技术时，为时已晚。
如今，电脑、信息、网络、基因工程、空间技术、人口控制、WTO、能源等等，都可能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它们又将引起我们的敏感。而这种敏感的培养正依赖于历史。自葡萄牙舰队从马六甲启航前往中国时，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便已不能只在中国的范围内来考虑了。处于世界格局之外来解决国内问题，那是当海洋还阻隔着各大陆交往时代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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