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说告密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恐怕有人要跟我拚老命。的确，告密的发明权已很难详考，大抵是不大光荣的缘故，所以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去争抢这顶桂冠，我们也没有把这个第一拿回来光宗耀祖的企图。更没有哪家企业赞助，冠之以“某某环”告密大奖赛，以便各国的告密高手云集，一较高低，让他们把人间阴施倒阳的秘事暴露出来，不过若真能这样，至少也从名义上消灭了告密，但恐怕没有哪一位告密大师愿意公开自己的告密技巧。所以，康熙皇帝在接到曹寅和李煦的告密情报时，总是要在他们的奏折上既感激又严厉地批上“知道了，小心！小心！”之类的告诫话，可见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老子也不认为告密是一桩高尚的事情，尽管他并没有阻止曹、李二人继续操练告密勾当，但无论如何，让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的主子是个阴险毒辣的人，毕竟于驭国牧民并不是太有利。
周厉王残暴少恩，国人就说他的坏话，于是“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周厉王这一招确有奇效，说他坏话的人立马就少了，但是有多少人死于他的残暴淫威之下，看来就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了。彼时人人自危，心怕被卫巫看不顺眼而被举报，国人的告密好像就是由这位不真姓名的巫人掀开了它漫长而阴暗的篇章，积极提倡告密的第一人恐怕非周厉王莫属了。自此以后，告密者的队伍迅速壮大，几乎相伴整个中国历史，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令后世读者也为之胆寒。
说来恐怕不太有人相信，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就是一位告密大师，这简直就是古代预备好的对“文革”血统论的天大讽刺。司马迁的女婿敞是一位谨小慎微的人，给小将军霍光作幕僚，霍光对他很器重，本来有一次对他提升的好机会，他却失去了。“稻田使者燕苍知上官桀等反谋，以告敞。”杨敞胆小怕事，不敢揭发，燕苍便把桩大买卖告诉了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当仁不让。因此他与燕苍都升了官，而杨敞却不得封侯。只不过杨敞的运气还算不算，后来代王欣的位置而成了承相。汉昭帝驾崩后，霍光和张安世立昌邑王为帝，但昌邑王即位不久就荒淫无度。霍光与张安世准备废王更立，就请大司农田延年告诉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可见杨敞的不善机窍之一斑，还是在田延年去更衣的间隙，在他夫人的帮助下才识破了霍光先斩后奏的居心，便立即同意。杨敞与其夫人的胆小怕事，恐怕还残留在太史公遭腐刑后的惊惧。而他们的儿子杨恽则自认为生在显宦之家，其为人方式则不大一样，他父亲怕告密得罪人，杨恽则是挖空心思去发人隐私。
杨恽首先拿霍氏家族开刀。霍氏密谋造反，杨恽率先知道，便去上告，这真是天赐良机，于是杨恽和另外五人都得到了封侯的赏赐，加官进爵，首战告捷，端的是一条升官的终南捷径。按理讲，霍家与杨家算得上是世交，但杨恽哪管许多，只要自己能升官，便不顾一切地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对此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说：“敞以给事霍光幕府，为光所厚爱，致位宰相。而敞之子恽，即以告霍氏反封侯，亦可谓倾危之士矣。”很显然，王鸣盛对此是持针砭态度的，可见忠君也不一定非得用这种阴险毒辣的办法不可。当然，杨恽升官后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不贪财，为官也还算有政绩，但他有一个上了瘾的爱好就是造密，正如斑固所说：“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已圪，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杨恽喜欢夸耀自己的才能又喜欢玩告人阴事的把戏，俗话说久走夜路必遇鬼，最后终于栽在了太仆戴长乐的手下。
杨恽好发人阴事，成了告密专业忘掉。戴长乐的阴事被人告发，他立刻想到可能是杨恽告的密，于是他便迅猛地抓住杨恽的把柄进行攻击。的确，杨恽的口风并不紧，很容易遗人以口实，正是应验了《易上系辞》所说的“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的这句老话。载长乐说杨恽曾经告诉富平侯张延寿，前次有马狂奔触殿门，马死，昭帝也驾崩了，如今又有高昌侯的车狂奔抵触北掖门，“今复如此，天时，非人力也。”这样一说，可谓点穴位，打中要害，戴长乐的目的是晓谕世人，杨恽在诅咒汉宣帝早点升天。不仅如此，戴长乐还罗列了其它许多罪状，“恽妄引亡国以诽谤当世”，“以主上为戏语，尤悖逆绝理”，经戴长乐这样的上纲上线，岂有不贬官丢脑袋之理？！关于杨恽的阴事，倒也并非全是诬妄之辞，在杨恽后来准备合谋报复戴长乐的时候，他告诉与谋者，“勿泄恽语，令太仆闻之乱余事”，正好说明杨恽的确是说过悖逆之语的。杨恽到如今才知道口风不严的厉害，事实上已是悔之晚矣。
汉宣帝倒也手下留情只把杨恽和戴长乐都废为庶人了事，其中或许包含了汉宣帝表面上对告密之风不可长的训诫，当然他对那些时常给他打小报告的心腹，只要不被泄密，弄得沸沸扬扬，他对他们绝对是宠爱有加的，这就是皇帝的伎俩，杨恽被废退以后，就“居家治商业，以财自娱”，看来他再也不打算去告他人阴私了，当然不在朝中，在风波之外，也无密可告，才是使他真正歇业的因由。杨恽的朋友，深谙韬晦的安定太守孙会宗告诫他，玩钱自娱都并非上上之策，应当惶惶不可终日，装出一副可怜相才对，更不应该去交结名士豪杰、招惹新的是非。杨恽对朋友的劝诫听不进去，觉得自己有很多委屈需要倾倒出来，于是他效仿他的外祖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写下其传世名篇《报孙会宗书》，文章写得很好，文采斐然，才气纵横，激烈潇洒，颇得太史公的嫡传。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倒也完美，杨恽照样可以过他悠闲富有的生活，而事实刚好相反，树欲静而风不止，倒也完美，杨恽照样可以过他悠闲富有的生活，而事实刚好相反，树欲静而风不止。五凤四年（公元前五四年），出现了日食，“驺马猬佐成上书告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出现了日食之变，拿杨恽作替罪羊，这真够荒唐的。不过既有走狗告发，生子也很厌烦你杨恽，于是便不分清红皂白，先抓起来拷打再说，后来派人查抄出《报孙会宗书》，招来了杀身之祸。
《报孙会宗书》是写得很好，但他含着一股怨气写的东西，哪能没有致命的把柄呢？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刚时伏腊，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早：‘由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度。不知其不可也。
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里分析杨恽被杀的原因时曾说过：“予熟味其词，独有‘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这是看到了点子上，按古代的礼制，臣子给君父送终，服丧也只以三年为限，杨恽认为自己被贬官已经三年，朝迁的条条款款对他根本就没有约束力了。照实看这件事，杨恽其实并没有什么错，但他或许暗含有阻咒汉宣帝快点升天的嫌疑。再者如果将杨恽所写的诗句，硬往香草美人心、自物比谗佞的《离骚》传统上引的话，那么他的诗既有为自己的冤屈鸣不平的呼声，更有对汉宣帝强烈的讥刺，何况按大儒们解经的固定模式，在《诗经》毛传里“南山”就代表国君。这样看来，别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你杨恽有那多的把柄在别人手中，不仅连累了亲朋好友，而且你也只有死路一条，别无它途了。
杨恽由告密发家，又以告密身败。不过杀他的直接把柄却与文字之祸有关，正如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杨（恽）子细以‘南山种豆子’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从此文人们便在自名昭著的文字狱的笼罩下颤颤惊惊地讨生活，使每一个有个性的汉字上面都洒布无限的热血。如果我们稍微回头再看一眼汉宣帝对那个告发杨恽的人的处理方式，我们就会理解杨恽为什么喜欢告密这一奇特的终南捷径，同时就会理解告密的连环套为什么层出不穷，几乎形成了一场群众运动，也就不难看出彼时的社会是靠什么来维持和调节其运转的。汉宣帝朱笔一挥，狠狠地下令道：“召拜成（告密者---作者注）为郎，诸在位与恽厚善者……皆免官。”
曼德尔施塔姆的“告密者们”
近几年来，除了上班、读书和其它写作任务之外，我蜗居家中，每天均以“廿四史”作为日课。但我并不像有些自诩儒家文化将拯救世界的人那样做白日梦，相反，我的用心就是从中钩稽出同胞们何以喜欢打小报告（告密），用漫长的时日撰写一部别具一格的《中国告密史》，以疗民心，以匡风格，以不负一个文人的一点良知。现今虽只读到《梁书》，然钩稽出的告密史料，却得十数万计，打小报告之风在吾国的兴盛，于斯可见。
就在我注意国人打小报告的同时，却常常也读到彼邦他国亦不乏此类人士，且还有许多人系文化上的巨擘，如大名鼎鼎的海格尔便是其中一位。海德格尔作为纳粹分子的排犹劣行，不仅伸向他的朋友雅斯贝尔斯，而且还不饶过他的老师胡塞尔。《阿连特和海德格尔》一书里就曾揭露过，大学者韦伯的妻子曾给雅斯贝尔斯出示过一封海德格尔告密信的副本（康正果《哲人的是非与私情》），由此我们不难判断海德格尔为人极不光彩的一面。而作为前苏联“白银时代”杰出诗人的曼德尔施塔姆堪称是被告密陷害的典型代表。
曼德尔施塔姆生活的时代，与他交好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曾不无皮里阳秋地说，“我和我的时代失之交臂”；而曼德尔斯塔姆却要激愤和直露得多，他不仅说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孤儿”，“我们活着，不知道是否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他不仅说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孤儿”，“我们活着，不知道是否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权力如剃头匠的手一样叫人厌恶”，而且还说他所在的时代是个“狼在追猪的世纪”。其实曼德尔施塔姆的“不合时宜”是一种真正的宿命，并非仅仅出自他这些过火的、带有政治倾向的言辞，而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命运的象征意义，以及他个性的多重矛盾---易怒与胆小、冲动与谨慎、敏感与率直甚至多疑等---导致的必然结果。不过更为理性的说法应该是，一个诗人追求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不可怕，甚至应该是诗人终身修炼的不传之秘；但可怕的是，太独的声音，却响彻在一个只需要一种统一声音的时代，就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悲剧。所以布罗茨基说得对，在政治“收拾”曼德尔施塔姆之时，他“早就向自己诗美学缴械投降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可以对彼时的专制保持沉默，却无法把自己信奉的诗艺美学的方向弦易辙，否则就将连什么都不是，如以长诗《春草园》歌颂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粉饰饥饿现实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即是如此。而曼德尔施塔姆正是禀着一个诗人的良知，在看到斯大林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造成饿殍遍野的现实后，于是写了一首“我们活着，感不到国家的存……”的诗，来讽刺大清洗前夕的斯大林。但不幸的是，曼德尔斯塔姆的孩子气经常发作，他把这首诗到处念给别人听，“结果作家圈子里有人告密”（蓝英年《冷月葬诗魂》），于是曼氏在坐过两次牢后，再度被捕。不过，特氏后来还是对写诗粉饰饥饿现实的诗做了反省与忏悔，但在我们这里，除了《顾准日记》里对三年不太那么自然的灾害有过反思外，还没有看到“歌德派”诗人们的认真反思。如果说目下我们诗歌的处境较为尴尬，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斗胆地说，与诗人们都不善于或者不想（包括诗艺上的）深刻的反省有极大的关联。
曼德尔施塔姆在这次被捕转而流放至沃罗涅日之后，写了一首《无题》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表达了他对告密者的愤慨：“告密者们啊，我的告密者们！/我将记住沃罗涅日（曼氏此次的流放地---引者注）的黑夜！”而他最后一次流放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并怪死在该地，实在与作家圈内的败类有很大的关系。天真的曼氏从沃罗涅日释放回来后，生活无着，便去找前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斯塔夫斯基求助，但斯氏却给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写一封信告发曼氏一些所谓尖刻的言辞，同时附上小说家巴甫科夫（此人还将曼氏的言行向上秘密禀报）的评审意见，底毁曼氏的诗“并无多大价值”，并请求叶若夫将其逮捕，曼氏的恶运就在劫难逃了。曼氏自然别无长策，只好写诗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他在具有某种自画像性质的《无名战士之诗》里写道：“这些造密的星星有何用！/它们需打量一切，为了什么？”“这些世界在威胁我们，/用一颗颗颤抖的葡萄粒，/悬挂着，像被盗的城市，像金色的失言，像告密，成果融进其对事物的深度表达。他的悲剧，与其说是对专制制度对抗的必然结果，无疑说“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难以被兼并”，其“世界大得足以招来这一切袭击”（布罗茨基《文明之子》）。
“文明之子”就这样殒落了。尽管曼氏死于1938年12月（亦说11月）27日，但人们尤其是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将记住一个令她彻底绝望且永生难忘的日子---1939年1月30日，因为这一天娜杰日达收到邮局退回的包裹，知道丈夫已离开人世；更加让人铭记的是，告密者巴甫科夫却于当天获得作家勋章，全国各大报纸均有报道。这是文明的耻辱，也是对人类良知的嘲弄。
魏特夫的招数
我一直比较注意人在异常岁月里的表现，因为非常时期，特别容易见出一个人的内在真相和矛盾痛苦。可例举的非常岁月，像国祚鼎革，改朝换代的翻天覆地自不必说，如钱谦益、吴第村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表现便是；即令是平常岁月里所掀起的风波，只要它干扰了人们生活的一般秩序，搅乱了大家普遍遵守的价值标准，也当以“非常”视之。譬如五十年代初期美国所发生的麦卡锡主义，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进行的“忠诚调查”和道德围剿，是美国从第二世界大战后，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思想进一步升级的需要，也是美国朝野政治和利益较量的必然结果，虽然它的泛滥较为短暂，但的确是一段非常岁月。而中国学家魏特夫便是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有非常举动的人之一。
魏特夫，亦名魏复光，全名卡尔·奥古斯塔·威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美国中国学手册》和《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二书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1年出版，但9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却失载）均有简略的介绍。他原系德国犹太人，早年在大学攻读中国学和经济学，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3年被纳粹关入集中营后脱党，1935年来华与胡适、陶希圣、欧文·拉铁摩尔夫妇相识，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与历史，1939年经美国朋友（《费正清自传》里说魏是得到拉铁摩尔的帮助而进入美国的，而《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一书里拉氏却说他并没有帮助魏移居美国，本文引所费氏和拉氏的话，均出自二书），以难民的身份取得美国籍，并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任教并从事中国研究，也是后来麦卡锡主义时代备受“关照”和指控的太平洋学会的会员。但到了五十年代初麦卡锡主义泛滥的时代，魏特夫却成功地为自己是这一学会的会员所必然遭受的指控，加之他害怕再次遭受类似德国集中营的折磨，便闪电般地实施了漂亮的“金蝉脱壳”之计，而这一计策的核心部分便是攻击甚至是告发自己的学术同行和朋友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
拉铁摩尔由是一位研究前苏联及中国问题的专家，不仅作为麦卡锡主义的主要猎捕目标，而且被认为是“可以轻而易举击倒的牺牲品”。拉氏回忆彼时的情景时曾说：“一些曾以为是朋友的人，都完全销声匿迹，还有一些人提供了对我不利的证词。”在写回忆录时，拉氏已进入晚年之境，对许多人事保持了应有的宽和态度，所以揭发告密仅仅说是“不利的证词”。因为“在这些回忆录中，我不想怀恨什么人，也不想为任何人辩护。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人人都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影响。”但这样的宽怀是不可能施及于魏特夫身上的，可见魏特夫的攻击对拉铁摩尔留下了多么难以弥合的创伤，“如果要我怀恨的话，我会痛恨魏特夫的，因为他企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利用我来促进他自己的发迹。”事实上，魏特夫在与拉铁摩尔夫妇认识之初，就怂恿拉氏多引证他作品中的观点，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拉氏夫人埃莉诺就曾警告过拉铁摩尔：“此人正拍你的马屁，以便在美国发迹。他是这样一种人，要么舔你的靴子，要么用他的靴子踩你，”位铁摩尔还对魏特夫为什么在麦卡锡时期非常激烈攻击他作了非常入骨的心理剖析：“有各种各样实际上的脱党人士，或曾经与共产党关系十分密切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竭力谴责他人，以显示或证明自己是多么深刻地反对共产党。”五十年代在我们这里，有的人为了避免自己被指控是潜藏特务，而不惜控空心思地去诬告他人是国民党特务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另外，费正清由于也遭受来片麦卡锡的指控，因此他天真地请自己的连襟小施莱格尔给魏特夫写信，要求魏特夫写一封证明他清白的证词。但魏氏作说，他并不清楚费正清的立场，而且还说对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不仅在于他们是不是共产党，而且关键还在于他们对共产党的一惯支持。事实上，正是魏特夫出自内心恐惧这种变态心理，使得他去举报像拉铁摩尔、费正清这样无辜的人，以换取某种安全感。诚如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元白诗笺证稿》）麦卡锡主义时代的来临，虽然不能说是美国的改朝换代，但非常时期搜集价值标准和社会风气必然有所紊乱，是自不待言的，这正是各色人等如魏特夫们适应环境变化的新招。麦卡锡主义时代之所以告密诬陷成风，不仅在于审查机构可以采用谴责、恐吓、诬蔑等手段，而且还在于他们对那些提供诬陷之词的人予以保护。可以断言，任何社会制度，一旦使某种人得到免于制衡的权力，就将贻害于整个社会。但统治者往往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惜大肆鼓励告密，以损害人类的整体品质。倘使说魏特夫告密的目的还算是损人利己的话，而我发现五十年代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告密材料，其结果是，既损了人又害了己，在人治之下，“唇亡齿寒”的道理似乎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我为他们不能洞察一个常识而感到遗憾。
作为中国学家、魏特夫成就卓著，他不仅写有《觉醒中的中国：中国的历史及当前的概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分期》、《中国社会新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查》、《农业---理解过去和现在中国社会的钥匙》、《毛泽东，中国农民的解放者还是摧残者？》等颇富有深度的著述，而且还著有他研究专制主义制度的名作《东方专制-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仍被海内外研究中国学的人广泛征引。我们暂且不管他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所用的方法并由此而得出的结论，站不站得住脚，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出卖自己的朋友拉铁摩尔、费正清所采取的诬告的方式，正是专制主义制度（包括告密者可以获得被质询豁免权的非常阶段的民主社会）乐意采用的整治人的方式，也是它得以维系的不传之秘和遗产。可惜魏特夫并未就这个专制制度的"宠儿"，给我们以任何启迪性的阐释，大概是"贡献"了诬告之例证，便没有心气再作诸如"告密在专制社会的演进"之类的题目了吧。
作者附记：
这是我正在写作的《中国告密史》一书的副产品，告密是整个人类最为可鄙之行为，但至今仍有极其广大的市场，这就是我从历史、哲学、法律、心理学等方面来研究它的因由。欢迎各位朋友给我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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