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一点感悟
我的博士导师生于1921年，是成长于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他们当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彷徨于自由主义理想与专制政府之间，许多人成为一流的学术大师；他们当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彷徨于个人主义生活与人民革命道义之间，有的在贫困的生活压力下湮灭了，有的却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绽放出绚丽的人生之花，我的导师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先生1942年毕业于上海诚明中学，1945年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投身于解放区的革命事业，成为解放区难得的“大知识分子”，受命从事战地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工作，将学者与革命者的品格融为一身，因而解放后能在留学生如云的上海重点大学独树一帜。先生的学力得自于中国传统国学，更得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先生后来告诉我们，在戎马倥偬的南征北战当中，先生丢掉了许多书，但背包里总是背着一本厚厚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数十年的功夫，在大英博物馆收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资料的基础上，精思而成；它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秘密，又提供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即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对之望而却步，遑论一般人了；但先生硬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反复阅读，深造自得。后来，先生在教学中，把《资本论》作为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必修课。我曾经硬着头皮读了几遍，仍然不知所云。但先生最为乐道的是毛泽东的革命战争指挥艺术，这种艺术帮助先生战胜了各种政治风波的干扰，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先生有一句名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甘心寂寞。不凑热闹”。前两句用的就是毛泽东革命战争的经验心得。先生曾经指出：“一位学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在中国具体环境中：政治运动频仍；学术常常受政治左右摇摆风影响；学术界也往往有象搞运动一样一窝蜂倾向；有些学者看风向的带投机性性一哄而上的写文章，......等等现象下，要能做到：不受影响毫不动摇地做自己应该做想做的事，这是必不可少的态度。”“‘以不变应万变’是非常不容易的。没有甘心寂寞态度是办不到的。”一向被认为是多产作家的先生从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因自搞一套不符合“热点”课题写文章发表文章达15年之久。在文革后期“批邓”中，罗思鼎想利用先生写“影射”文章也未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先生治学生涯中第二个高产期，因而他说自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派”。总结自己的这段经历，先生指出：“为了做到‘甘心寂寞’必须放弃眼前利益，要学毛泽东远大战略眼光。那就是我经常用于自勉的‘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那三句话。在1946年下半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不久，毛泽东即提出上面三句话作为战略指导方针。当时干部思想大多不通或不理解，‘一城一地’得来不易，怎么可以不在乎呢？我也不例外。等到战争中实际执行，一进一退就不像以前游击战那样几里几十里，而是几百里的进退了。将士精力虽疲劳，但却是显出威力；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有生力量。到后来失去的‘一城一地’仍归我所有。在建国后几十年间，政治运动频繁，学者知识分子常常首当其冲，在政治、地位大起大落情况下，据我的感受体会，要想好不大栽筋斗，小栽小落很快爬起来再那笔杆写文章著书立说，没有‘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的精神，是很难实现预想的学术上成功的愿望的。”毕业前夕，我导师赠送我如下的条幅：“认真工作正直做人不苟合不阿私不阿时我行我素以不变应万变。”“注：不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变。”
当今的中国中青年知识分子面临着比老一代更严峻的挑战，即市场经济社会中贫困化的挑战：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悄悄的惊人的变化：“百万富翁由6年前约400人增加到100万人。有的作者认为，‘这个数字乘以3还保守’”，“暴富者并不是靠诚实劳动致富，而是靠不择手段地掠夺和侵吞他人劳动成果发家”（《经济研究》1998年2期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不到15％的人口占居了六万亿社会存款的80％以上。（电视上部长语）“我国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因没有有效地阻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少数权力的不法使用者却利用权力系统的机制缺陷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财富最终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4页）传统计划经济的阵地到20世纪末已降为仅占国民经济结构的1/4，而2000万知识分子的80%，不但仍然滞留在这个不断缩减的传统财政拨款经济系统中，且以每年8.2%的速度增长,已人满为患,国家已难以承受养活这庞大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负了,正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推向市场。 由于非规范的市场经济系统仍然处于“知识不经济”的粗放的非规范阶段，容纳不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以知识的方式服务于它，因此，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将不可避免地从这个社会的金字塔上继续下滑，贫困化的阴影正扑面压来，他们不得不自寻生路。博士们不过是适者生存的时代万花筒摇出的众生象之一。博士并非是如字面意义的什么博学之士，他们在专业上可能知道得比别人多一些，但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外，并不比其他众生高明多少，较他人更具有说三道四，治国平天下的资格。因为知识并不等于德行和智慧。从前有一句话，叫做“看你傻得象个博士”，也许才真的说中了博士们的某种特点，不少博士包括我自己的确是学知识学呆了，失去了常人起码的生存智慧。不过，在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博士们似乎学得越来越“精”了，有的人“精”于钻营，有的人“精”于赚钱，有的“精”于“做”学问。但大体说来，四五十岁的精明的多，30多岁的机灵的少。这是由他们成长的阅历决定的：
4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拥有过人生最大纯洁的理想，经历过人生最丑恶的现实，把中国国情真正看透了，自然而然地，他们当中的极少数理想主义者，除了个别坚持原有理想外，大都拥抱相反的理想，成为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者出国，或者治学， 操纵了中国大陆相当多的学术研究阵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则成为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乃至厚黑者，或者经商，或者从政，占据了省级以下相当多的领导岗位，他们工于心计，短于知识与德行，其中出了许多实干家，也出了许多贪官污吏；不过，他们当中攻读博士学位者，大家都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介于入仕和为学之间，以学求仕，以官养学，精明能干。这个年龄的我的两位师兄，一位是精明过人的阿拉上海人，有着上海人视天下人皆为乡下人的惟我独尊的傲气，他上山下乡期间，就做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博士刚毕业，就当了研究生处长，在官场的阶梯上，前途不可限量，他在上海摊是某连谊会的会长，很吃得开，学问也做得好。另一位在新疆某重点大学任党委书记，他来上海请我们吃过一次饭，我记得酒席间，只说过一句话，好，好。我感到，他不是故做深沉，也不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而是忠厚的长者，但无形中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威严感。他学问做得也不错。他的博士论文为台湾和大陆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我在人大复印资料上经常看到他的名字。不过，说实在的，我对这几位师兄，尽管不时有求于他们，但总是敬而远之，感到我们之间有一种无形的代沟。
30多岁的知识分子，成长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是我国社会相对稳定的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最辉煌的初期，他们对“文革”的灾难记忆甚少，受计划经济体制福荫特多，因此，对与市场经济伴随的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等现象，深恶痛绝，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的想，成为当代中国引人注目的“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者。目前文坛上的“理想之争”和“民族主义之争”，就发生在他们与老一代自由主义者之间。不过，这一代人，既缺乏丰富的社会阅历，又缺乏深厚的国学、马列主义和西学的学术根基，因此，在“文革”一代人的阴影笼罩之下，很难在学术和政治上真正有所作为。如果中国的社会顺利地发展下去，他们会成为四平八稳的学者；如果象邓小平所说“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他们或许会走上毛泽东的道路。
不过，共性比个性更深刻，却也难以统摄丰富的个性。比如我的几位同龄师兄弟们的故事，就难以用一个模式去理解：
我刚上博士不久，就听说当年有位年龄与我们相当的师兄毕业文凭没有拿到，这位师兄可以算得上傻博士的典型。他在读博士期间曾经发表数篇文章，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后来也出了相当有分量的著作，因此他非常自信，但没想到他的博士论文遭到我导师的否决，他整个人几乎全垮了，自己把自己身上扭的青一块紫一块，寻死觅活的。我的这位老兄，属于乾嘉学派风范的人，擅长于资料考证功夫，短于理论思辨。而我的博士导师则认为，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他给我们第一次上课就提出博士生的任务是“提出新问题，研究解决新问题，探索未被前人发现的规律。”因此，你拿来一大堆资料，工夫固然有矣，然而，我导师看来创新就谈不上了，做学生不吃透导师的特点，投其所好，焉能不吃亏？但是，这位老兄不知好歹，竟敢于质问先生，凭什么说我的论文不过关？结果连最后一点转换的余地也没有了。其实，像我师兄这般遭遇的并非罕见，听说与我师兄同年没有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也不止一个。后来论文不过关的厄运落到我的几个好朋友身上。一位是同年考上的山东同县的老乡，原来是外语专业的，考上心理学专业，他见毕业论文一时难以做出，索性在上海给老外打工，一个月能挣近一万多元，结果他只好主动要求论文推迟答辩。他的打算你说精明还是傻？世界历史专业的一位同年级好友，本来在南京某大学担任系主任，刚刚买了房子，却拒绝了校领导让他继续遥控兼任系领导的要求：权力照旧，工资照旧拿，他既可以全力攻读博士学位，回原单位后还可以官升一级，进入院级领导岗位。但3年攻读的结果，毕业论文最终也被被导师推迟答辩。这也不能全怪这位老兄。博士论文的通过，并非仅仅是个水平和用功的问题，还有个导师间微妙的矛盾关系问题。因此，论文答辩对博士研究生而言，的确是在过道道鬼门关。如果不知保护自己的话，有的人真的就过不去了，枉送了卿卿性命。烟台大学有一位老师刚刚30岁，上海海洋大学硕士毕业以后，考进了我们学校水产养殖专业博士生。因为是老乡，一来二往就逐渐熟悉了。他们养殖学的博士论文，必须到养殖基地，彻夜不眠每隔一个小时进行观察，才能做出，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因此，他们做论文的同时，往往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他告诉我，家人为他上学一贫如洗，他40岁以前，一定挣一大笔钱，并把他的妻子调出烟台。然而这一切不幸化为泡影。他为了节约时间，刚刚上博士不到一个月，就拟定了博士论文的提纲，因为家里贫困，又在学生公寓打工，生活节俭，加上导师把自己大量的课题交给他代做，结果 心力交瘁，入学不到一个月，就在一天晚上突然心肌梗塞而亡。由于他与原单位已脱离关系，入学不到一个月尚未正式注册也不算我们大学的人，结果死后处于两不管的绝境，他父亲来的机票都没处报销。孩子只有三岁，欢蹦欢跳，爱人不到30岁，默默流泪，其情其景，伤心惨目。最后同学们不得不发起募捐，才得以完成丧事。也就在那一个月，我所在的学校同时累死了三个知识分子。这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傻”字所能了的。我想智慧如释伽牟尼也会叹一口气。
在博士研究生的队伍中，不乏知识女性，她们比男人承担着更沉重的家庭和感情的压力。我求学间与我们一起求学的高我一级的一位师姐，她丈夫是珠海的一位大老板，反对她参加工作，更不同意念她什么博士，因为她工作以后挣的工资还不够请佣人保镖的。但她却认为，女人贵在经济上自立和人生价值的实现， 因此，不顾丈夫反对，带着孩子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她大学是学医的，学科基础并不扎实，因此承受着很沉重的精神压力，用功过度，以致视网膜脱落， 面临失明的危险，不得不休学。在最后见到她时，从言谈话语之间，感到她对夫妇关系有难言之隐。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眼前就浮现出她请我们师兄弟一起吃火锅的欢乐情形，感慨着这位曾经热情、爽朗、没有城府的永远投射着18少女般纯真气质的南国女性的悲剧。
我最佩服的是这位师姐同年级的师兄，如果你了解了他的故事，你就会同意我硕士导师在一篇文章中阐述过的观点：不要说中国没有人才，在方圆不到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了太平天国十几个将军！我这位师兄来自新疆，但他并不是新疆人，而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是武汉大学毕业生，在80年代那片希望的田野上，他为一个理想所鼓舞，放弃内地优越的工作机会，自告奋勇地去支援边疆。与他同去的，有十几人，后但来，有的死了，死了的，他亲眼目睹自绑炸药自杀者，血肉横飞；大都调回了内地，调回内地的有的女性付出了女性最沉重的代价；而留在新疆的只剩下他一人了。他好几次几陷死地，以幸运和冷静得免。严酷的生存环境使他具备了许多我等不具备的生存智慧。我的这位师兄，你第一眼见到他时，决不会把他同文弱书生挂起钩来，他长得虎背熊腰，圆圆的脸上长着凶凶的浓眉和眼睛，给人的感觉是他内在汹涌的生命力正冲击着理性的大坝快要决堤了。也许感性和理性极度的张力使他具有了惊人的创造力，他可以天天十几小时泡在图书馆里翻原始档案不露疲劳之象，写出的博士论文，如大江回转，动人心弦，专家们，包括以“苛刻”学生闻名的我的导师，一致击节称赞。的确，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水平远远超我等不止一个层次。求学期间我觉得最快乐的事就是我们几个师兄弟虎吹乱侃到深夜。我们最愿意听他吹他西部探险的故事，比如他撞见某某人为巴结领导把老婆送上门啦，他的千万富翁的小舅子叫唤新疆某相当级别的大官立马就到象使唤一条狗啦，叛乱分子在干部门上做记号象抗战时期啦啦，等等。我们也讨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天下宇宙无所不谈。有一次放寒假后，他从新疆逃过检查，带回十几把藏刀，我们几个师兄弟每人送了一把。当我看到挂在墙上粗糙刀鞘里的藏刀时，我想这不就象我的师兄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你何时刀出鞘呢？
中国的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们，是有理想的，但现实对他们也是严酷的，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却常常感到自己是异乡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挤压着他们，使得他们变形、分化，经受着坎坷的历史命运。因为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所以，我选择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文章中有一句话，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如果他们身不安，命不立，中国社会将永远动荡不宁。”
但这毕竟是一个不需要英雄也难以产生英雄的时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不仅面临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挑战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同时面临着知识经济和后现代性冲击所带来的种种机遇。信息技术已经逐渐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鸿沟抹平，学者的使命将不再是传道受业解惑研究传输知识进行“道德启蒙”和“知识启蒙”的“自由精英分子”了，而是成为信息控制的知识专家，数据库和终端机将逐步取代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的精英地位。因此，对当代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使命是走与资本与市场相结合，以知识创造财富，以为化“知识不经济”为“知识经济”尽力；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使命是走与人民生活相结合，体悟人生的真谛，以为当代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尽心。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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