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留意的话，你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现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社会上的好人越来越少了”。我们不禁起疑，难道社会道德水平真的下降吗？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它的升跌呢？
一位叫汉斯的德国人写过一篇文章，说有一天他驾车外出办事，由于疏忽忘记锁车就离开了。等他办事回来，才发现他的车旁守着三、四个警察，原来有位女士发现他的车未锁，就马上报了警。警察批评汉斯并要求罚款，理由是他的疏忽可能会引诱别人犯罪，从而对社会治安及风气带来负面影响。
在此我不去评论德国人令人困惑的思维方式，但是可以看出西方的一种观点：犯罪有时并不应仅仅归咎于犯罪者本人，如果留有让人有机可乘的漏洞，那么受害者本人或者制度设计者也难辞其咎。
经济学上有个“理性人”假设。确实，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理性人”，即只有预期到做一件事的所得大于付出时，才会真正去做。甚至自杀的人也都是在权衡了生死之间的得失之后（当然往往夸大了活下去的困难），才走上自绝之路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他权衡的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得失，而是包括道德、信仰、情感等给心理带来的满足，即“效用”。因而理性人不但包括利己主义者，而且包括利他主义者，比如很多大公无私的人，很多舍己救人的人，虽然他们损失了金钱、精力乃至生命，但是获得了坚持自己信仰所带来的精神愉悦。
理性人只能说明他的出发点是理性的，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能达到预定目标。相反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知识、阅历、信息等方面的局限，人们经常达不到自己的目标，甚至出现“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倒霉事，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说的“有限理性”。比如一个贪污犯在作案之前，往往认为自己很聪明，或者受侥幸心理的支配，将自己被绳之以法的概率大大缩小，如果能准确地预见到难逃法网，你就是借给他两个胆，他也不敢铤而走险。
不同环境和经历下的人，其行为方式也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只看眼前的经济人。这种人只顾眼前的物质利益，他做一件事的条件是（U指某行为带来的效用增加或减少，下同）：U（此事能带来的现期经济效益）－U（为此事的付出）>=0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类型的人并不都是目光短浅之辈，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例如政局动荡，法律体系形同虚设，白纸黑字的合同往往都无法执行，以致市场秩序混乱，欺诈行为盛行，重视眼前就是一种适应环境的自我保护。
其二,目光长远的经济人。这类人将未来的经济利益也纳入了考虑范围，其决策的依据是：U（现期经济利益＋未来经济利益的折现值）－U（为此事的付出）>=0
这里的未来经济利益既包括借贷、购销、投资等等活动，而且包括法律机制和市场上的声誉实施机制。比如日常生活中亲友和邻里之间的借贷，常常没有证人或书面字据，到时候借方一旦赖帐，法律对他将无能为力，但消息传出去，他会名誉扫地，以后再也借不到别人的钱，这就是“声誉机制”的威力。假如可以提供借贷行为发生的人证或物证，法院就可以主持公道，强制借款人还钱，这就是“法律机制”的作用。为了避免赖帐的这些不良后果，迫使大多数个人和单位都能顺利的执行这些口头或书面的契约。
其三,有相当道德素养的理性人。这种类型的人在作决策时，不仅考虑现期与未来的经济利益，并且受到坚持或者违反自身信仰所带来的心理感受的影响。这类人做事的条件是：U（现期经济收入＋未来经济收入折现值）＋－U（坚持或违反信仰）－U（为此事的经济付出）>=0
这类人即使在现期与未来经济上都不划算是，也会做一些事，因为他考虑了公理、正义、尊严、信仰这些高尚的东西。很多舍己救人、大公无私的英雄就属于此类。他们的事迹值得传诵和推广，但是企图把社会大众都教育成他们那样，我敢断言，肯定是徒劳的。如果以此类人为假定前提设计社会制度，那必将产生一场灾难。
西方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在闹市丢弃钱包，对捡到者是否返还的行为进行分析。他们发现返还率与捡到的金额成反比，即钱的数额越大，返还的可能性越小。由此可以得出推论，人类的道德信仰与经济利益有一种微妙的替换关系，也就是说，在利益诱惑增加到一定限度时，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就会瓦解。说句不中听的话，大部分人的良心是可以出卖的，只要你愿意支付一定的代价。
高尚的品质与良好的个人素养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相当重要，但是如果法律机制和信誉实施机制都很差时，在很多方面都寄希望于人们的道德自律是行不通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掌权人士的成本收益就不对称了，犯了重罪也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也就是说得到了很大的经济利益，即使受到一些道德方面的谴责也是划算的。而相当一部分掌不了权的人也会千方百计地巴结和讨好掌权的人，试图在利益再分配中分一杯羹。
回到上文汉斯的例子，制度的缺陷改变了人们成本收益预期，引诱一些本来不会犯罪的人犯了罪，因为大部分是经济人而不是圣人，达到同样的目标，他当然会采用花费较低代价的方法。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会形成一种劣胜优汰的选择机制，道德水平越高的人越吃亏，品行恶劣的人反而在竞争中胜出，这种示范效应会推动道德水准不断下滑。更糟糕的是长此以往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以前捞取不义之财的人会受到谴责和鄙夷，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对之羡慕，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趋向于实用主义，认为不管违不违法，能挣来钱就是本事，对洁身自爱者反倒冷嘲热讽。这种价值观的反转要想恢复就难上加难了。
综上所述，道德自律虽然对一个社会不可或缺，但是必须与法律机制、信誉实施机制配合使用，千万不能对其过分倚重。在其他制度性安排存在巨大漏洞的情况下，很大的经济诱惑仅仅寄希望于道德自律，可能只会适得其反，造成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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