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散文和随笔,一直以来并不为内地广大读者所见。日前,一本汇集金庸60多年间撰著的散文精华集隆重推出,这是金庸作为武侠大师所出版的首部散文集。金庸此次特找出一些当年在《大公报》上发表过的剧评、影评、乐评,还包括历史随笔、游记、演讲武侠小说的创作心得等,共40多万字,汇集而成此书。本文摘选时有较大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中国舞蹈最显著的特征是构图
中国舞蹈的表情和节奏当然各有特点,但特征最显著的恐怕是构图。这种构图在舞蹈中叫做“对称的平衡”。其实在我国各种艺术作品中,对称性都很强调,最容易看得出来的是建筑,北京的街道与宫殿,几乎全是对称的。不过假使全部对称,未免死板单调,所以要在舞台中央发生丰富的变化,这叫做“轴心论运动”,一切舞蹈都环绕着这轴心发展。轴心运动是我国一切古典舞蹈与民间舞蹈美学的基础。
即使是单人的舞蹈,这种对称和轴心的情形仍旧保持着。譬如京戏中《霸王别姬》的剑舞,《天女散花》与《樊梨花》下山时的带舞、《贵妃醉酒》中杨贵妃的舞蹈、昆曲《思凡》中小尼姑的舞蹈,舞蹈者的姿势经常表现着对称,手中拿的不论是剑、是绸带、还是拂尘,在左面画了一个圆圈,回头在右面也得画一个圆圈,在舞蹈者人数是奇数的舞蹈中,例如昆曲《断桥》中的许仙,白娘娘与小青,《跑驴》中的老乡与小夫妻,也有对称的平衡。那个丈夫扭伤了手,后来老乡一定扭伤腿来平衡。
有人认为这种“对称的平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我不很同意这种说法,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喜爱这种完整稳定的形式。当然,在以后舞蹈的发展中,要注重所谓“自然的平衡”(简单的说,那是新式话剧中舞台面的平衡,而不是京戏中四个龙套、四员大将左右各站两个的那种对称平衡)与“矛盾论运动”,以丰富我们舞蹈的内容,使它更为多彩多姿。
我曾说“狮舞”中的“举起”动作很富有特色。在芭蕾舞里,男人把女人举起来,是非常重要可是非常难的动作,时间要绝对的准确,必须“举重若轻”。有一次练习,教师叫我一位朋友把一位小姐举起来,叫他的手拿住她的腰。这位小姐很美,但腰不大细,那位朋友偷偷对我说,“举起已经很难了,我还有一件困难,根本不知道她的腰在什么地方。”像“狮舞”那种“举起”,我在外国舞蹈中还没有见过,那显然是不容易的。
百年传统艺术成就是绘画
中国艺术数千年来具有独特的风格,虽然中间也曾受到印度和西域的外来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很快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之中。中国艺术的基本源泉,一方面来自民间,一方面是士人的创作。通常,读书人“雅的艺术”起初对民间俗的艺术会有所排斥,但后来终于吸收了民间艺术天然稚拙之美而丰富起来,增加了活泼生气。不论诗歌、小说、戏曲、音乐、绘画,都是这样。西方传统艺术中民间的因素远比中国为少,主要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趣味。
中国艺术又讲究融会贯通,流注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所以王维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大多数画家书画并擅。中国艺术固重功力,更求意境,徒有技巧而无深意,即落“匠气”。
中国画和传统西洋画的主要分别,还不在透视、描绘笔法、构图等等的技巧,而在于对绘画的基本构想。传统西洋画求逼真的形似,绘画本身是目的,画一幅画或者是为王公贵女保存肖像,或者应教堂的需要以引起人们的宗教情绪,又或是描绘战役的详情,以供国王和将军的陶醉。画中或偶有民情风俗,往往也是为了替封建领主显示属下子民的生活。中国画却是手段,目的在抒写画家本人的感情、思想和美学上的意境。中国大画家笔下的山水不必似真山真水,却要抒写画家的胸襟情怀。皇帝内廷供奉的画家应命而作,图画便成为目的,旨在迎合皇帝的癖好,除非皇帝的胸襟甚宽,鉴赏力甚高,而画家的技巧又极高明,否则不可能有佳作产生,正如承旨奉和之诗,希觏名篇。作品格调高低之别,往往即在于此。
东西文化互相接触之后,西洋画从日本画里间接得到中国画家的基本意念,放弃了“求形似”,转而创造自己的风格。这在艺术创作上本来是正路,但他们大都趋向于形式的研究,只注意构图和色调的创作,极少企图抒发高雅情操、自然天趣。中国画却渐渐走上了西洋画家所早已摒弃了的旧路,不再注重意境感情,而求实际效果。
这种趋向,主要是社会压力。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时时刻刻在生死存亡中挣扎奋斗,“为国家民族服务”、“为军事政治服务”,成为最迫切的需要。社会不同情艺术家表现个人的闲情逸致,要求人人为民族的生存尽力。所以,在文学上,“文以载道”成为主流;在美术上,“社会效果”成为主流。为政治服务成为艺术的主要目的,艺术就成了宣传工具。当然,就整体的社会效果而言,这种绘画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形式技巧上,宣传画也可以十分精彩。
就表现方式而论,近代中国画毕竟还保存了固有传统。尽管国画中混入了西洋画法,基本上终究是国画,洋为中用,中国画并没有变成西洋画。中国的新诗、小说、音乐(民歌除外)、话剧,却连形式也完全西洋化了,所以中国老百姓颇难接受,只有洋化的知识分子才喜欢。中国的传统戏曲也能保持原状。江青所提倡的钢琴伴奏“样板戏”和“革命芭蕾舞”不受欢迎。中国戏曲和中国画,目前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两大支柱。但中国戏曲并无多大进步,只不过作了一些枝枝节节的修改。今日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方式,却已非明人、清人之所及,更非唐人、宋人之所及。说我国近百年来主要的传统艺术成就是在绘画,此言当不为过。
围棋比象棋有趣得多
日前见到一篇访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的文章,文中说道中山先生的居室里除了书籍地图之外,还放着一副围棋,这是他工作读书之暇唯一的娱乐。我们想象这位革命伟人在规划国家大事之余,灯下与一二知交丁丁敲棋,执子凝思,真是一幅感人极深的图画。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聂绀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围棋这东西有趣之极,但就因为过于复杂,花的时光太多。学习与研究固然花时间,就是普通下一局,也总得花一两个钟头。日本的正式比赛,一局棋常常分作许多天来举行,每天下几个钟头。报上刊载一局棋的过程,就像长篇连载小说那样,每天登载数十着,刊到紧要关头就此打住,棋迷们第二天非买这报追着看不可。所以日本围棋的大比赛都是由各大报纸举办的,这是日本报纸推广销路的重要办法。在我国,由于下围棋花时间太多,所以它近年来没有象棋这么流行,因为大家是越来越忙了。
广东人喜欢围棋的很少,在香港实在难得看见。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里的人看象棋一般。
象棋是从印度传来的(一说是我国自行发明,但从各种资料看来,以印度传来之说较有根据),围棋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书上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颇有阿飞作风,尧大为忧虑,就制作了围棋来教他,希望他在游戏之中发展智力。这说法恐怕未必可靠,有无丹朱其人已是一个问题,而据古书上记载,丹朱也没有改好。不过围棋确是由来已久,《孟子》中就曾谈到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不用功的人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着去打鸟,于是学棋学不成。大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经由高丽、百济(朝鲜)而传到日本。现在在日本,反比我国兴盛。
前几天看到北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本的《人民中国》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围棋的文字,还附了范西屏与施定庵的一局对局。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
我们中华民族情况很特殊,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又都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
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那当然是对的。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位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分,主要是鲜卑人。
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就姓独孤。“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大将军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据《唐史》记载,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像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二十三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蝉,在汉朝做官,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蝉。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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