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问世以来，文明比较和文明史研究又异常地热闹起来。这一方面缘于亨氏理论耸人听闻的爆炸性和咄咄逼人的挑激性；另一方面，这一地缘政治学的最新描述关联了每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的族群之现实角色的定位，以及形象的重新塑造和价值的再度评估，不由得不引起人们的热烈反响和普遍关注。于是乎，四面八方，众声喧哗。数年间，由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引发的争议和打开的论域表明：现实的政治立场诉求和经济利益衡准是大多数人进场参议的主要入口，复杂的文明话语往往被简约化为政治理论的基本模式，地缘政治的因素逐渐代替了文明的内核。正像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所说的，“现实主义理论始终是国际关系学说中最受人青睐的宠儿，它也正是《文明的冲突》这部书所宣扬理论的先导和原型”（《文明的共存——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新华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第16页）。人们跟着亨廷顿的吆喝声进场，也就不由自主地随着他的节拍旋转起来。实际上，“文明冲突论”更多的只是一种地缘政治的理论，它的极其明显的现实性和横向扫掠的浅表性，并不能伸达或者穿透人们期许中的那种文明的厚度。正因为如此，从文化哲学或历史哲学的角度来重拾文明之话题，就显得十分必要，我手头的这本《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阮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天下论丛”之一），正是这样一部侧重于历史阐释和掘井及泉工夫的著作。
作为“天下论丛”的第一本书，《文明的表现》确有以天下为己任、纵横天下、论议天下的味道。上下五千年，东西八万里，论域宽广，极目远舒，一幅宏大无比的人类文明的图像尽展眼底。是书分为两编16章。第一编谈文明的一般问题，包括文明的定义、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宗教、文明与亚文明、文明的根源性等。第二编谈具体的文明形态，共论述了古代埃及、波斯、希腊、罗马，以及犹太、伊斯兰、俄罗斯、近代西方、印度、日本、中国等11种文明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
在人类文明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有些文明表现得很有耐力，悠然从容，脉流绵长；有些文明则突起突灭，如夜空中划过的流星。有些文明具有很强的扩张力，传播迅速，泽被四邻；有些文明则不易发散，只能成为拱月之星。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共列出了7种独立文明、7种从属文明、16种卫星文明和6种失落的文明（参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第52－53页）。这些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承续转换、交错嫁接，或来去匆匆、首尾不见，其转化、替代、嵌入、拼接的复杂情状，真让人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为什么文明会有千差万别的表现和如此不同的结果？造成这些差异性表象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本书作者提出了“文明规模”与“文明能量”一对概念，作为分析和阐释“文明的表现”的根本理据。所谓“文明规模”，包含了人口规模、疆域规模、经济规模、文化科技创造力、政治整合能力、军事能力这6大要素，它和文明的基本价值预设、观念性的上层建筑（宗教、哲学等）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文明的能量，决定着一个文明生长传递、盛衰成败的长时段进程。在这些要素当中，一种文明的基本价值预设是它体系的灵魂，支配着其表现的方式和传承的向度。在文明与文明之间，它既是以示区别的身份认同的根本标志，也是进行精神性抗衡与吸摄的最终力量。在民族——国家形式之间，它表现为一种道义的力量，历史上大国的兴起首先都是在基本价值的预设上占了上风，成为“天道”的化身和代言人。相对于文明体系中的宗教、哲学等价值理念来说，“文明规模”诸要素都具有明显的物质实体性，在物理空间和时序安排、以及力学性的结构组合方式上，都可以清楚地描述，甚或一比高下。所以，人口、疆域、经济规模就成为文明能量的显性因素，最容易为人们所把捉，而历史上的大帝国也就自然为人们所瞩目。文化科技、政治、军事的“能力”，可能要复杂一些，它们多少掺杂了些许不易察觉到的隐性的因子，和价值观念的套接也显然要来得更紧密些。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文明规模”诸要素直接支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书写”着每种文明的盛衰荣辱。
本书用相当篇幅清理了文明的分类，其后续论述“文明的表现”也是以这类分类作为基础的。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体系，人类文明分为“发展充分的文明”和“失落的文明”两大类，前者又分为“独立的文明”和“卫星文明”两种。为了进一步说明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又使用了“母体——子体”、（单个或多重）“从属于”、（先后不同的）“卫星”状况等不同规定性的叙事词语，使分类的明晰性因线索的复杂化和问题的面面俱到而大打折扣，反显得混浊不清了。巴格比的分类要简单明了的多，他将汤因比的30多种文明裁减合并至9个，并且去掉了“母体——子体”等亚文明描述的“枝叉”，强化了知识的清晰性和区别度。布罗代尔的分类不厌其烦地划分出文明之间的若干个主次级，使他的文明分类体系因复杂的层次关系而显得繁琐。本书作者分析了上述分类的优缺点，以及它们所面对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共包括了古代埃及、波斯、希腊、罗马，以及犹太、伊斯兰、俄罗斯、近代西方和印度、日本、中国等11种文明。对于西方原始一神观念的共同源头——两河流域的最初文明，作者延续了汤因比的说法，称之为“超级文明叙利亚”，来单列处理。它亦相当于维尔金森（D.Wilkinson）所说的“中央文明”，不能简单地和其他种类的文明等量齐观。实际上，不论是汤因比等人的分类，还是本书作者的分类，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这就是文明的空间占有和时间延续的交错性，历史的复杂和时空的错位使得这些分类常有某种牵强之感，整齐划一的类别和历史实景往往难以榫合。譬如汤因比为了解释中国文明所发生的断裂和更新，就将之区分为“中华文明”和“远东文明母体”两种（两个时段），本书作者也在多个文明的前面加上了“古代”这样的限定词，以示区别。如果将人类文明大致确定为5000年，那么初民社会的原始文化和奴隶制时代的文明成果则构成了它的第一期，即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开始）以“哲学的突破”为契机所形成的一套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则代表了人类文明的第二期，即古典文明。从工业革命以来（近400年）所成长壮大的文明形态标志着文明发展的新的时期，可称之为现代文明。这三期文明的时序不一定能构成一种普遍的模式，但明确的时态观念也许能增加一点历史的清晰度；如果把它和主要着眼于空间分布的文明类别法融合起来一并考虑，那么文明分类的难题可能就易于解决些。
每一种文明都是一幅风景画，都是一首婉转动人的“长调”，《文明的表现》第二编以拣剔的手法叙述了这11种文明的历史，尤其是它们的“生命形态”。是画就能看出其中的韵致，是歌就能听出其中的卮音，本书作者对这些文明形态做了叩问心灵式的解读，我们从他的叙述当中也能感受到那些非常个性化的表达。如古希腊文明——西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它的哲学、修辞、悲剧、雕塑、建筑，这些想起来就能让人心头发颤的东西，倾倒了多少众生！连现代的中国人都变得“言必称希腊“了。但我们读本书描写古希腊文明的一章（第146－160页），却丝毫不能激发起一丁点儿敬意来，因为这个文明的缺点和弊端实在是太突出了：“汲汲于城邦之间、城邦内不同阶层和派系的相互残杀”，所以导致“文明的早夭”；希腊人德行不高，盛行“窝里斗”，难改“同室操戈的恶习”，所以终结于“萁豆相残”；自我中心主义的民族习性，“虚伪”的城邦民主，所以在骨子里是排他性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的好斗禀性、一种追求军事荣誉的虚妄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所暗含的对财富的贪婪”等等。这些描述很难和常人心目中的“伟大的希腊”联系起来，倒是让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作者是在通过鞭打古希腊文明的僵尸，而刨挖着现代西方霸权主义的老根！又比如中国文明，作者完全是以“柔目”叙之，充满了温情和敬意的笔调将中华文明描绘成了一个“文明的表现”之“样板工程”。无论是文明可大可久的精神气质（价值体系），还是“文明规模”的诸大要素，中国文明都是最好的。这种强势的价值评判，更多袒露的是论者的个人情感和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现实性取舍，而不一定是历史场景的真实摹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特别重视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认为前者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而后者则适用于晚期阶段，两相结合，方有珠联璧圆之妙。但他也提出了中国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是希腊模式的“补充”、抑或“代换”的设问，他显然只是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解答第一种可能性；而《文明的表现》则明确地解答了第二种可能性，这就是“代换”，而决不仅仅是配角式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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