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8月,欧洲的一个残酷季节。7月人们还在休假,8月就打得昏天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万里之外的中国,虽然没有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民族心理却也受到残酷打击。8月23日,为了夺取青岛和德占北太平洋岛屿,日本向德国宣战。主战场就在中国的山东。
大家知道,五·四运动的起因,是1919年巴黎和会将德国对青岛的管辖权正式转让给日本。至于青岛命运到底如何,颂扬五·四运动的人似乎不屑一提,而叙述抗日战争的书籍,一般又是从1931年的9·18事变开始,以至胶州湾这一段成了空白,值得在这里补记一笔。
1914年8月初,欧洲列强相互宣战。袁世凯政府在6日宣布中立。日本援引日俄战争前的日英同盟条约,站在英国一边攻打德国。9月3日,日军在山东半岛北部的龙口登陆,横越山东半岛,袭击德军背部。从军事上讲,日军避开青岛严密设防的海岸正面,袭击敌人薄弱侧后,应该算是明智之举。在政治上,当然是对已经宣布中立的中国的严重侵犯。为配合日军进攻,英军于9月23日在崂山登陆。10月31日,日英联军向青岛发起总攻。鏖战七天,德军终于不支投降。英军撤退后,青岛就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直到二战结束才交回。按我国史学界的分期,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是中国巨变的开始。但在当时,一群学生的呐喊,并不能唤回青岛。
九十年后,再回首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一定会惊异主战国“魄力”之大。二战有民主和独裁的意识形态之争;一战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吃饱了撑的。起因仅是地区性民族纠纷。1914年6月28日,一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波黑地区应该属于塞尔维亚而不是奥匈帝国——刺杀了帝国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和他的夫人(我国对该事件的介绍——比如《辞海》“萨拉热窝事件”条——往往不提同时死难的夫人,本文按当代国际通则,恢复女性应有地位)。对这一事件最气愤的,居然还不是六十六岁的奥地利老皇帝,而是较为年轻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日耳曼王族血统决不能忍受斯拉夫人的侮辱,他表示支持一切强硬措施。但是,匈牙利大公建议谨慎行事,在他的坚持下,奥匈帝国递交塞尔维亚的通牒,并没有提出令塞尔维亚十分难堪的条件。
历史的偶然性有时令人哭笑不得。塞尔维亚,一个十年前发生过少壮军官“弑君”政变、一年前才结束巴尔干战争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边缘国家,还没有来得及与欧洲主流社会接轨,当此最需要圆熟老到的外交咨询的关键时刻,英国大使却身患重病,俄国大使则刚去世,法国大使也因为精神原因而辞职,两国新大使尚未到任。尽管各大国都向塞尔维亚驻本国大使建议,接受奥匈帝国的条件,塞尔维亚内阁在听说俄国宣布将义不容辞地捍卫斯拉夫兄弟后,也不管老大哥是否仅是面子上的敷衍功夫,立即以不留余地的语言拒绝了奥匈帝国的通牒。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欧洲大陆起火了。
俄国和德国当即卷了进去。担心德国崛起的法国,刚和俄国签订了1913年9月的俄法军事协议,不得不也开始动员。但是最莫名其妙的还是英国的加入。英国与两边都没有明文约定,而且德国和俄国还有一个排挤英国的协议:只要俄国不进攻奥匈帝国,德国就不干涉俄国的行动;而德国只要不进攻法国,俄国也不干涉德国的行动——换句话说,他们都可以不受牵制地单独或共同对付英国。如今俄、德两国自己先打起来了,约翰牛暗笑还来不及,尽可隔海安坐,两边买军火发双倍财。本来也确实准备这么做,但是德国避开法德边界的坚固工事,出奇兵借道比利时,从北面直扑巴黎;而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是在七十五年前的一项条约中由大英帝国担保的(1839年欧洲列强承认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的伦敦条约)。绅士一诺千金,甚至千命。尽管当年签约的人早已魂归天国,子孙碍于祖先荣誉和国家颜面,先后动员了六百万男子渡海参战,一百万未能生还。最惨的是在法国索姆(Somme), 一天之内,五万七千英国士兵倒在德军机枪火力之下——当时的人还没有体验过新式武器的厉害。
打个今天的比方,这就好比中国居然真的“不惜一切牺牲”也要武力解放台湾,而美国居然真的为了“台湾关系法”中“非和平方式……为美国所严重关切”之条款而参战。双方扔起核弹,中国死几亿人,美国死几千万人——相比之下,台湾人口不过区区两千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仅是三千万伤亡。
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在佩服老绅士们说话算数的同时,禁不住也要问一问:“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人的古老智慧,你们听说过没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了惨重创伤。当时欧洲各国中,只有法国和瑞士不是君主制。下级军官几乎全是世家子弟。他们在弹雨中率先冲锋,军官死亡率是士兵的两倍。欧洲贵族年青精华,四年战争期间内几乎死伤殆尽。统治人才的凋零,史家认为是欧洲衰落的开始。弗吉尼亚·吴尔芙二战后所写的第一部小说《雅各的房间》,沉痛地反映了这段历史。雅各还不是贵族,但母亲贝蒂设法让他经历了年青绅士的三阶段完整教育:家庭教师;牛津或剑桥;欧洲游学。贝蒂利用当地牧师对她的倾慕,让他指导雅各,等于给儿子找了个免费家庭教师。然后雅各又进了牛津,用的是另一位男人的钱。在牛津读书时,雅各怀着朝圣的心情,拜访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在家庭付出这样的代价后,正当他似乎大有光明前途之际,雅各却无声无息地死在战场上。他留在房间中的零星遗物,就连雅各的母亲,由此都无法拼凑出儿子的完整生活。
有个没受过雅各的好教育却比雅各幸运的德国退伍兵阿道夫·希特勒(他是奥地利人,但参加了德国军队),成为纳粹党魁之后不久,就在1922年9月18日的慕尼黑讲演中吼道:“两百万德国兵不能白死!在这之后我们不能跟叛国贼(指签署了凡尔赛和约的德国领导人)像朋友一样同坐一张桌子!不,我们不原谅,我们要复仇!”而当他施行“复仇”计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革命后由平民领导的德、俄军队,犯下了无数虐杀、抢劫、焚烧和强奸的战争罪行。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远为文明的战争。贵族军官遵循着古老的骑士精神,平民和俘虏基本上受到良好对待。
当然,九十年来,世界还是有所进步的。美国如今就不敢有一战时德国、日本那种无视中立国主权的蛮横。伊拉克乱局之形成,从技术上讲,是因为推翻萨达姆后,美军的数量不足以维持各地秩序。兵力太少的原因之一,是土耳其表示,没有安理会授权,他们不能让美军借道本国从北面进攻伊拉克。结果美军不但少了整整一个师,而且在战争初期未能北下占领逊尼三角区——后来乱局就从那里开始。如果还在一战的年代,布什大可派一位密使去叙利亚,威胁小阿萨德总统:如果叙利亚在安理会反对美国的提案,使美国无法从土耳其开辟北部战线,美军就只能弃土耳其之远而干脆用叙利亚之近,抄捷径攻入伊拉克北部。一旦伊拉克的阿拉伯邻国叙利亚同意投赞成票,巴基斯坦肯定可以被说服。加上本来就站在美国一边的英国、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六票已经有了。法国、德国、俄国和中国会投反对票。美国只要在墨西哥、智利、喀麦隆、几内亚和安哥拉这五国中再拉三票。如果叙利亚和巴基斯坦这两个穆斯林国家都投赞成票,美洲国家墨西哥和智利想来没问题。就算喀麦隆、几内亚与前宗主国法国余情未断;安哥拉的前宗主国葡萄牙却是主战的,花点力气出点钱,这一票美国也应该拿得下。一旦美国有了通过提案的必要九票,德国和中国很可能转变态度;连锁反应之下,法国和俄国最后也未必敢否决,至多弃权了事。这样,美国进攻伊拉克时,就可能获得安理会决议的掩护。
九十年后,更重要的进步是,现在各大国在联合国内和联合国外,都有了常设沟通机制。很多人因反美而向往多极世界,但是,一战的教训表明,多极世界并不是自动就比单极世界更安全。中小国家既依赖又企图利用大国,各大国也要互相制衡,由此形成夹缠不清的防务网络,可能会使偶然的星星之火,延着这一网络的枝枝蔓蔓而燃成燎原大火。当年的英法奥德俄欧洲五强,如果预见到最后结果是本国数百万青壮死亡再加欧洲三尊皇座(奥德俄)颠覆,大概没有一家胆敢轻启战端。防止情势失控的关键是及时沟通。当德皇威廉二世意识到英国将要参战时,要求参谋总长立即停止向比利时的进军,总长绝望地叫道:来不及了,等命令送达,前锋早越过边界了!(当时德军未装备电话,更没有无线电通讯。)热线电话和经常性的高峰会议,应该会使现在的大国领导人,至少不再吃上这一类后悔药。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不忘历史。有了热线电话,三大国使节的偶然同时缺席,或许不再是个危险;但电话的突然不通(甚至愤而不接的一时赌气),却还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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