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拿到的高校“两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新教材非常“时尚”，采用流行开本，彩色胶印，70克铜版纸，12个印张，就像刚从书店里的畅销书架上取下来一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书页上的留白区域很大。薄薄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捶，页码仅为180，共18万字。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三版的《思想道德修养》教材，字数达29万字。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目前正在进行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改的背景，要追溯到2004年3月。当时有媒体暗访了北京一些高校的公共理论课，并采访了教师和学生，上交了一份《关于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的调研报告》。胡锦涛总书记看了报告后，当即批示中宣部、教育部要深入研究高校公共理论课的教学问题，力争在几年内使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明显改善。
当年3月下旬，中宣部、教育部迅速成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领导小组，组织了将近9个月的大规模调研，最终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比如公共理论课的门数和课时比重偏多；在内容上各门课程之间有所交叉，与中学政治课也存在重复；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等。
当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紧接着，中宣部、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对政治课进行改革。
新课改首先体现在课目的变化上。
去年新入学的大一学生发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少了，因为新课程方案明确规定，把“九八方案”的7门必修课调整为4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原“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整合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原“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幢则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幢。另外增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另一个改革体现在新教材上。之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都有自编教材，质量不均衡。这次调整，中央决定集中全国最优秀力量，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高水平专家和教师编写，每门课程只编一本教材，实行全国“一本通”。
2005年3月中旬，教材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教材编写工作按照“定向申报、择优遴癣集中编写”的方式进行。首先是在全国高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从几百位专家申报的提纲中每门课程遴选出三份提纲，再从中评选出一份提纲；组建了4个教材编写组，确定首席专家，每组15位成员；编写组深入调研，形成编写提纲初稿。2006年3月初，4门课程教材初稿完成。
“专家们绝对不是走过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的顶级专家们都非常认真。”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讨论时每位专家发言都非常认真，有时就一本教材的修改从早晨讨论到晚上10时才结束。这种场面是从来没有过的。”
新教材编写组16位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名单里，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武东生教授在列。“从2005年9月到2006年7月，整个过程真是非常辛苦。教材中的每一处，都可以说是字斟句酌。”武东生说，虽然定稿后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捶教材只有十几万字，修改的字数却是定稿的5倍以上。这些天，他正在北京和专家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对已经试用了一年的新教材进行再一次修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并不是所有高校的新课改都进行得很顺利。比如有许多高校只是把新教材作为一个总纲，实际教学中仍然使用自编教材。一位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老师对记者直言：新教材的可用性不强，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显得“干巴巴”的，主要是一些文件语言式的结论性概括。记者在4月18日某高校旁听时就发现，对此新教材，该校的自编教材不仅内容单调，而且有错误，比如该书第二页注明全书的总字数居然只有“236字”。
高校政治课 该怎样改
教师有激情，学生才有激情
张国 实习生 郭姗姗 本报记者 叶铁桥
提供别人没有的信息量
4月17日晚，南开大学丁军教授上课前遇到了一点儿麻烦：教室里的多媒体设备临时罢工。她带着歉意向学生提出两个选择：另择时间，或另择地点上课。
原以为学生们会“庆幸”课程暂停，没想到大家一致呼吁坚持上课。于是，上课地点搬到了空旷的礼堂。学生们集中坐在礼堂前排的中央位置听讲。
54岁的博士生导师丁军，今年教授文史哲本科新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每到她上课，学生们都会早早赶到以便占领前排的好位置。
本堂课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对文科生而言又是老生常谈的题目。与教材略有不同的是，丁军从“斯大林模式”讲起。今天的人民怎样看待斯大林？她首先播放幻灯片，让学生直观看到斯大林与文学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果戈里等人的墓地。对比之下，斯大林的墓地显得有些寒酸，从侧面寓示出官方的评价。
听着老师富有激情的介绍，学生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一个普通的村公所前矗立着列宁的塑像，一只水杯上印满了前苏联国家共产党联盟的旗子，一座城市闹市区的大厦上绘着共产党的党徽等宣传画……
在丁军的电脑里存有上千张与课程有关的图片，那是她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留学时搜集或拍摄的。图文并茂当然只是一个“卖点”，她的授课体会还包括：提供别人没有的信息量，讲课的思路、资料的取舍、切入的角度等方面都要准确生动，下大工夫。
“教师有激情，学生才有激情。”这是丁军的经验之谈。
“老师的理论功底深厚，知识渊博，水平很高。所选择的材料跟我们关心的实际问题切合得很紧。”课后，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史志强说。
上课期间，教室大门敞开着，不时有路过的学生站在门前，好奇地探头张望，或者干脆悄悄进去旁听。整堂课无人迟到或早退，丁军也并未点名。
在砖红色的南开大学范孙楼里，有一所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它是全国最早开展思政课改革的四个试点单位之一，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承担着多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大课题。
在今天的南开政治课课堂上，传统的课堂讲授正在被更加灵活丰富的教学方式所取代。
让学生主动参与
上学期初，领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捶新教材后，南开大学北中医预科班学生高永阳随手将其放到一摞新书里。
在这名“80后”新生的印象中，这门课有些多余，至于道德与法律，“每个人只要独善其身就行”。可没过多久，这门课成了他感触最深的课程之一。
讲授这门课的副教授徐曼，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特别强调让学生从被动听讲到主动参与的转变。每节课拿出20分钟的时间交给学生，请他们登台讲课，任师生点评。讲课题目和形式都由学生决定。很多学生选择小品、短剧等形式表现自己的想法。
徐曼老师认为，通过备课和上课，学生本身就能学习和成长。
高永阳选择了爱国主义的题目，他和组员们一同撰写了讲稿，并以文艺演唱的形式表现主题。“当我们设计好每一个环节，以丰富的形式获得讲课的成功后，我才发现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已查了很多资料，思考了很多，也明白了爱国主义的内涵之深广。”
为了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两大课程重点，南开大学文学院的一个10人课程小组正在为作业而忙碌：做一项调查，画一个图表，讲一个故事，提一项举措。
他们通过《中国青年报》了解到“北京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案”的始末，便以此作为调查切入的案例，打算咨询法学专家，调查天津地区摊贩和城管人员，最终为师生讲述调查经历，提出解决之道。
这种课外实践并非可有可无的环节。课堂讲授占总课时的64％，期末考试卷面分数只占总成绩的60％。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幢要求课外从事社会公益工作，工作单位出具证明后，才算完成3个学时的学习。老师们相信，在做义工的过程中，学生们能从社会课堂上实实在在体会到思想道德，接触到法律法规。
让学生主动参与的确把不少学生拉回了思想政治课课堂。
在近期清华大学2006级学生的一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上，教室的气氛相当热烈，全班106个学生都是学工科的，大部分都是男生。这节课讲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矛盾”，50多岁的任课老师蔡乐苏已经执教了几十年。
离下课还有20分钟时，毛泽东诗词鉴赏时间到了。这是蔡老师布置给同学们的“自主学习”任务，由老师规定一些题目，3名同学一组完成并制成幻灯片，每节课的最后20分钟进行演示。
3名汽车工程专业的男生姚力、陈杰和兰光，朗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接着分析、鉴赏，《七律·长征》还是唱出来的。精美的幻灯片展示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图片，同学们纷纷辨识着这些图片上的历史人名。
“为完成这个作业，我们准备了3个星期，查资料的过程就是最好的学习。”姚力说。
“没有学生要故意跟老师作对的。学生不认真听课，怪不得学生，责任在老师身上。”蔡乐苏说，在他这里，没有什么老师学生的概念，平等交流是第一位的。
每学期的前3节课，蔡老师都觉得自己是在跟学生“拔河”。他知道，学生是带着观望的态度来听课的，有的甚至有逆反心理，所以他得使双份的力气，在前几节课把学生“拉”过来，否则学生就不会再对这门课感兴趣。
蔡乐苏表示，要上好思想政治课，必须具备两个基础：一是良好的现实社会环境，告诉学生真实的社会现实，使学生不至于太逆反；二是深厚的文化知识，使学生不至于受蒙蔽。
应把最优秀的教师留下来讲思想政治课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武东生介绍，学院教学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教师队伍非常整齐，拥有一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相比国内许多高校的“两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师都是从各个学院抽调而来，该校从1997年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以来，所有“两课”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由该院承担，从不把任务分配给其他院系单位。该院教师的平均年龄为40岁，70％拥有博士学位。
武东生说，不少学校把讲课讲得不好的老师派去教思想政治课，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门课对老师的要求这么高，应该把最优秀的教师留下来讲思想政治课”。
去年9月，该院公布了一份关于教学秩序和教师规范的规定，认定“教师不认真备课”、“被学生反映教学效果差”等19种情况为教学事故。相关的处罚甚至包括扣发教师一年的工作津贴。
南开大学还加大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投入力度，在每年预算中列出专项经费，为课程建设创造好的工作环境。在最近3年里，每年将不少于50万元。丁军说，这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创造了好的环境。老师们在课程建设、科研立项等方面都很重视，每个课程组都有了新气象和好风气，大家齐心协力，铆足劲儿要建设精品课。
在南开大学，随着新课程开通的“晨钟博客”，改变了学生们对教师的既有印象。在这里，教师们用着“海天一色”、“见习医生”、“程门立雪”之类的网名，讨论着或严肃的课改课题，或轻松的教学心得。
青年教师徐延庆还记得，当他在第一节课上告诉学生，老师们在学院网站上集体开辟了群体博客，并将在那里公布优秀的学生作业时，教室内一片哗然：“这么时髦１同学们一下子很难将严肃的政治课教师与文风随意的博客写手之间挂上钩。
该院前不久开展了一份匿名抽样问卷调查，邀请学生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幢课程打分。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为75.8％，整体评价较好的学生占71.6％，认为课程内容贴近实际的占92.3％；对教师综合素质满意的学生占92.2％，认为教师讲课水平较好的占78.2％，认为教学方法较好的占75.1％，认为教师编写的学习资料有帮助的占86.1％。调查还显示，87.6％的大学生认为课程重要。
武东生说，这反映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努力受到了大学生们的认可，但离“真心喜爱”的理想目标仍然差距不校
告诉学生实际情况，不要让一个假期颠覆一个学期
如何能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的课程？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建生认为，这需要教学内容结构进一步科学，教育教学更加有时代感、现实性和针对性。
“学生自身的问题是最主要的。”熊建生说，时代造就了“80后”大学生，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赋予他们新观念、新知识，但也使他们存在一些弱点和片面性。他们阅历单薄，经验不足，缺乏生活锻炼和环境磨炼，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重物质轻精神。这些都增添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难度。
熊建生认为，要使思想政治课成为受大学生欢迎的课程，首先教师要使自己受到学生的欢迎。教师要在理论教育的过程中注意加强理论研究，提高学术水平，提升知识含量。在教学过程中，要以平和的心态、平等的口吻、平凡的事例、平实的风格面对学生。
“‘两课’教师应承担心理医生的角色。”这是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金山校区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张海燕提出的教学主张。她把办公室电话和自家电话号码公示在学生宿舍区门口，将自家电话用作了学生“心理咨询热线”。“有问题去找张老师”已成为该校不少学生的习惯。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武东生提出一个“一个假期颠覆一个学期”的现象：在课堂上，老师把一些道理阐述解释得很好，学生也能接受；可学生假期回家后，接触到社会现实的东西，就会发现这些理论和现实社会实际起作用的价值体系是相背离的。“不如把实际情况告诉学生，让他们带着满腔义愤，更真实地认识社会。”武东生说。
思想政治课也是一门科学
北京某高校2006级广告学的一位王姓同学表示，“两课”不吸引人，还有一个原因是同学们感觉上课时不像是在学习知识、研究学问，而只是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关于“两课”的“非学术性”，一直有这样两种说法：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是“课程”而不是“学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有借其他学科的码头才能出海。
武汉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幢教师黄代翠称，执教这门课15年来，她遭到过不少人的质疑：你教的这门课，能算一门科学吗？思想道德这些东西，能通过课堂来“教”吗？“甚至有人觉得，低水平的老师，才被分派去教公共课。这样的认识误区一直存在到今天。”
她认为，虽然跟一般的专业课程相比，“两课”的知识性不是那么突出，但其理论性和政治性更强，不能认为它就是非学术的。它传递给学生的不是条分缕析的知识点，而是观念意识上的影响。“准确地说，它是一门政治性较强的科学。作为教师，更应该从学术的角度去对待这门课的教学和研究，潜心于这一学科的建设，开拓这一学科的研究空间。”
在新课程改革方案中，“两课”的学科建设被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一门课程没有学科支撑，课就很难上好。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加强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学科点，有计划地培养适应新课程的硕士甚至博士，为教学源源不断地输送成果和人才，这样才是良性循环。”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确立为一级学科，其下属的五个二级学科也已正式确立。
“毫无疑问‘两课’是一门科学。”武东生说，从功用上说，“两课”的功用是政治理论教育；但从学科上，它的任务是探讨其中规律性的东西。
在《关于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的调研报告》中，武东生发现这样一个细节：在对已毕业的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那些取得事业成功的毕业生认为，他们的成功与大学期间接受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成正相关的关系，尽管这种影响是不自觉的。
“‘两课’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过于理想化。不要企图‘改造’我们的学生。让学生们实实在在、真心真意地接受一些观点，多年后还能回想起政治课堂上一些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就是‘两课’教师和课堂的成功。”武汉大学教授宋俭说。
学生不欢迎，老师很茫然
——部分高校政治课现状调查
实习生 郭姗姗 本报记者 叶铁桥
坐满百余名学生的教室内，十几台笔记本电脑显得特别“扎眼”，有人在浏览网页，有人下载电影或网络聊天。认真听课的学生屈指可数，大多数不是睡觉就是在看英语书。这是4月中旬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一所高校思想政治课上的情景。
这样一堂面向不同年级不同院系学生的思想政治课，并没能引起多少学生的兴趣。类似这般的沉闷气氛，在部分高校的政治课上已经司空见惯。
“学生不欢迎，老师没兴趣”，一段时间以来，这已经成为一些高校“两课”的一种常态。
来上课仅仅是因为怕点名
“现在的思想政治课太难上了，我们老师感到很茫然，甚至很痛苦。”北京某高校一名教师表示。年轻教师陈华（化名）为此专门投书本报。他在信中提及一件事情：“寒假刚过，我在给大学二年级学生上第一堂课时，首先问他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没想到，问题刚提出，就传来一阵笑声。我向讲台下面望去，发现一名女生正翻着白眼看着我，脸上带着嘲笑的神情，还有几名学生脸上也带着无所谓的样子。”
他在信中还说，下课以后，一名学生匿名用英文给他写了几句话，大意是：我要享受生活，做我认为对的事情，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我只做我的，让别人去说吧。
这让他颇为不安。那天夜里，他失眠了，想了很久。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不能对这样的事情无动于衷。
作为一名高校政治课老师，他有责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令他尴尬的是，学生似乎并不买账。他所带的研究生到课率很低，赶上年级评课的时候，学生才不敢缺课。
4月18日下午，在这位老师面向大二学生的政治课上，学生大多各干各的：前排的一名女生在睡觉，还有人在做英语作业或听着MP4，后排传来吃零食的声音，旁边一名男生正百无聊赖地翻看小说。只有老师说要提问时，学生们才慌忙翻出课本。
一些到课的学生表示，来上政治课不为别的，只因为怕点名，“缺课被抓的话会影响期末成绩。”
记者采访了多所高校的学生，多数人表示，他们上过的思想政治课，大多也是这种情形。
正在进行的高校“两课”新课改，其目的在于增强针对性，提高大学生们对政治课的兴趣，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但显然，仅仅靠课程改革是不够的，政治课要上好，让学生爱听，还需要更多配套的改革措施。很多大学生都表示，教师因素尤其关键。
此前，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的理论功底和教学艺术，教师队伍如果不行，教材再好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在采访中，大部分学生都表示，他们听不听课，多半取决于任课老师讲得好不好。
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一名姓周的同学说：“一门课是否吸引人，老师的因素占到了50％以上。讲的有意思的老师，大家还是爱听的；而一个水平一般的老师，自然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夏循祥则表示：“读书读到现在，我一直对政治课很有兴趣，遗憾的是，真正能把政治课讲好的老师太少。”
一名学生在写给教师的信中说：“在我近十年上政治课的感受中，我没有从政治课或政治老师那里得到能鼓舞自己、激励自己的东西。在初中，由于中考没有政治这门课，我们初中的政治课时间几乎被主课占满了，政治课老师的样子我完全记不得了。在高中，我曾遇到一位很年轻的政治老师，她的青春与朝气十分感染大家，因此我那学期的政治课上得很好，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知识。上了大学，我上了一系列政治课，我悲哀地发现，大学里只靠分数衡量学生的现象比高中还严重。难道我们的思想道德修养仅仅是靠那几分能衡量的吗？”
毕业于武汉某高校、现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研究生的崔姓同学也说，记忆中他本科时很不喜欢上思想政治课。“我想是因为理论没法联系实际吧。老师讲授的知识太过理论化，考试模式太死板，一到期末我们就背书应付考试，完全靠短期记忆过关，之后就全都忘记了。”
上海财经大学曾对700名在校大学生就有关“两课”教育教学的心理感受，进行了无记名的问卷调查。在谈及心目中的理想教师时，学生们认为首先要有“人格魅力”，其次要“善于调动学生积极性，注重与学生的沟通”。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两课”教学部主任艾四林认为大学校园里有很多备受学生推崇的“名师”，这些老师在课堂上往往都能获“满堂彩”。“根本上还是要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学识水平、政治素养，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此外，老师的个人魅力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影响学生对“两课”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老师讲课缺乏互动。北京某大学中文系一位大三女生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把思想政治课当成自习课来上的。大班教学，一两百人在一间大教室里，老师和学生之间很难做到双向互动。”
这一点在记者旁听的某高校的政治课上得到了证实，百人的大课，一名教师拿着话筒讲，偶尔点点名，但只能说“第几排第几个”。往往大家数了一阵后，才有同学慢慢站起来。
这名教师一个人讲得久了，可能觉得有些异样，就说：“话筒怎么这么闷啊，我要是歌唱演员用这个话筒唱肯定砸了。”他大概想活跃一下气氛，可并未引起学生的反响。本报北京4月22日电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政治课的历次调整
1950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指示，在大学开设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该课程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材（1953年该课程被改称为“中国革命史”，1961年改为“中共党史”）。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有两本：《马恩列斯语录》（中宣部编）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习》教材。由于苏联色彩浓厚，毛泽东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编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年后，该教材出版。
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高校政治课除“社会主义教育”外全部停止。课程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12个“小题目”逐章展开学习。到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都被停开。
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4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教学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属物，直到“文革”结束。
1980年，改革开放后，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
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要求纠正一切轻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错误倾向，并着手准备在全国高等院校增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程。
1985年，第一次高校马列主义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上，中央要求增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后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课程。此次调整的一个变化，是“中共党史”又改称为“中国革命史”。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不久，原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两课”教学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要“编成教材，进入课堂”。
1998年，此课开始在全国推行。同时，为了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中国革命史课也相应调整为毛泽东思想概论。
2005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边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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