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这个夏天格外寒冷在招生竞争中被讥为“二流”之后“引才造假门”又成轩然大波加上中间的“禁游令”、“彩票硕士”还有本周被曝光的“天价作文班”7月的北大几乎天天被骂是北大做错了什么？
还是我们骂错了对象？
策划张东生 执行陈黎胥晓莺插图李峰
链接 7月北大
7月1日，著名数学家丘成桐院士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指出：“北大引进的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
7月中旬，香港高校在内地开始本年度的招生工作。一些原本报考北大清华的考生，纷纷选择往香港深造。北大清华被讥为二流高校。北大招办主任刘明利回应二流说法，称目前香港高校进入内地招生在招生制度上不太合理，现在的招生内地高校与港校其实是不公平竞争。
7月23日，北大发布“限客令”，称为“维护北京大学的正常秩序”，校园不再对小学生和承认团体旅游开放。两天后，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表示，“限旅游团”只是暂时的规定，这不是长期的限制，北京大学不会拒绝参观，北大永远是开放的。
7月26日，北京大学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招收2006年在职彩票硕士报名截止，学费仍是10万。8月1日，北大被媒体踢爆，其彩票硕士学生就读一年未学专业课。
7月29日，北大新闻发言人回应“海归造假说”，称丘成桐歪曲事实，严重侵害北大声誉。
7月31日，北大10名博导办天价写作班“青春写作旅”开营，学费为8天4900元，计划100人只招到28人。
北京大学的这个夏天
4岁的深圳小姑娘乐乐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她的父母拥有两套住房，一辆汽车。乐乐的父亲供职于华为公司，而她家的书架上摆着的几乎都是最流行的畅销书。父母偶尔拿天真的孩子打趣，常见的问题是，“宝贝，你将来要上哪个大学呀？”乐乐有些口齿不清地说，“我要上港大。”今年五一，乐乐全家来北京旅游，父母专门带着她去北大清华的校园逛了一圈，想在孩子微弱的记忆里留下北大清华的投影。校园太大，乐乐在母亲怀里睡着了。事后问乐乐同样的问题，乐乐回答也是同样的，“我要上港大。”大人很奇怪，他们不知道孩子的脑海里为什么只有香港大学。或许是平时父母的闲言碎语中，港大成为了一个美好的词汇，令乐乐隐约地向往。
其实在媒体爆炒北大清华与香港高校PK之前，真正的PK早就在很多深圳家长的心里进行了。对于他们来说，香港的高校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香港离家近，香港的大学各方面条件都比内地的高校好，从学术环境到就业机会，北大清华名头固然响，但对孩子今后现实的发展未必有用。”一位深圳的律师如是说。
这个夏天，是北大的多事之秋，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北大也前所未有地陷入了信誉危机。 我来说两句>>
被北大录取的北京文理科状元何旋和杨惠心，最终都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
进入高考季节之后，香港8所知名高校开始大规模地抢夺内地尖子生源，为招徕内地优秀高考生，香港高校采取加大奖学金力度的“银弹”政策。据港大一位负责人透露，今年该校为内地新生提供了5000万港元的奖学金，为历年来最高。伴随着香港高校扫荡般的“掐尖”风潮，学者和媒体纷纷惊呼，“北大清华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百度一下“北大二流”的关键词，找到相关网页约414，000篇。
北大中文系79级学生、旅美学者薛涌甚至在博客上撰文呼吁内地考生弃北大选香港。他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水准，早已不是北大、清华可比的。这些学校的硬件比内地的一流大学领先一个时代不说，教授也是面向全世界广招英才。许多在美国名校毕业的中国学生，只有在香港找不到位置的情况下才会回国。看看香港这些大学的师资，内地大学早已不能望其项背。所以，我一再鼓励内地的学生，能去香港就不要去北大。在国内读大学，教授水准低不说，而且毫无信誉。我问那些国内的研究生：谁会相信你们导师的推荐信？这么读出来能有多大出路？还是去香港为妙。”在香港冲击波的强大攻势下，北大招生办似乎有点坐不住了。北大招生办主任刘明利认为，目前许多优秀学生乃至状元被香港高校揽走，是由于两地招生制度不同所致，“从招生上说，北大、清华等内地高校‘沦为二流’纯属无稽之谈！”北大招生办称：北大和清华的调档线远高于香港的高校，今年北京的文理科状元都报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并已被录取，北大、清华仍是中国高校中最优秀的。
耐人寻味的是，被北大录取的北京文理科状元何旋和杨惠心最终都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两人都将在香港科大商学院攻读环球商业管理。
自从分数出来后，毕业于北京二中的文科状元何旋被媒体问得最多的问题便是“香港PK北大”，何旋却最反感这个话题。何旋的班主任吴京梅老师说，何旋很快就要去香港了，但是她放弃北大，完全是针对自己兴趣和发展的个人选择，何旋本人不想成为“北大沦为二流”的一个佐证。吴京梅认为，媒体在故意放大北大与香港高校之争，“北大是很棒的！在中国是绝对的一流大学。再说怎么比较呢？大家的特长和优势都不一样。何旋只是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大学而已，我们班上也只何旋一个人去了香港。”
高三学生张燚明依然坚信，“北大是我的梦想！在我的心目中，北大是神圣的。”
地理老师吴京梅担任班主任的北京二中高三(11)班，有十几名学生接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她说，无论有多少负面新闻，孩子们心目中最好的学校仍然是北大，他们报考志愿完全不会受到负面新闻的干扰。中国只有一个北大，北大无可取代。
吴京梅班上有一名叫张燚明的学生，从小立志非北大不上。吴老师说，这个孩子非常出色，平时特别爱看历史书，思维活跃，擅长演讲和钢琴，可惜有点儿偏科，数学不太好。张燚明今年考了600分，加上市优秀学生干部的20分加分，离北大的提档线还差6分。幸运的是，张燚明热爱的历史专业是个冷门，没有招满，提档线降了些分，张燚明如愿以偿地圆了多年前的梦想。“接到录取通知书前两天，真是挺忐忑的。接到北大通知后，心里很激动。”1988年出生的张燚明说话沉稳，逻辑清晰，但是一谈到北大和他心爱的历史，语气里有无法掩饰的激情。“我9岁的时候就想上北大，北大是我的梦想！在我的心目中，北大是神圣的。看了北大的历史，我太崇拜那些人物了！”张燚明5岁时读了东周列国故事，从此以后就狂热地迷上了中国历史。重要的史籍他都读遍了，说起流行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和易中天，他是侃侃而谈，颇有见解。张燚明最大的兴趣在民国史，而北大和民国史更是密不可分。另一个非要上北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北大人，“我的父亲就是榜样。”还有一个月就要入学了，张燚明没有出去玩，在家里看书，他很喜欢北大历史系的茅海建教授的著作。“我去北大历史系，想静下心做学问，至于北大的那些负面报道，我感觉都是神经末梢的问题，无损于我心中的北大的形象。而且修行在个人，即使有些老师令人失望，对我自己的学习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1980年代毕业于北大的一对夫妻，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来说服儿子不上北大。
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北大。
1980年代毕业于北大的一对夫妻，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才说服儿子不上北大。“我儿子有北大情结，我们有条件送他出国读书，他犟得很，一门心思要上北大。你不知道我们做了多少动员工作，才让他打消这个念头。”李女士说。正因为目睹了北大在一步步走向沉沦，这对夫妻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考他们的母校。
“北大早就堕落成名利场了。烂透了。北大躺在百年老店的招牌上，看看现在这些学者，这些领导都在做什么？有几个在正正经经地教书和搞研究？有几个真正为北大做出了贡献？他们在吃北大，吃北大的牌子，换取个人利益。北大的人事斗争之激烈，人事关系之复杂，是外人不能想象的。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争权夺利的人事斗争上，北大像一个大泥潭，要是陷进去，你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我看这些人吃老本还能吃几年，吃完了北大也就完蛋了。”李女士说，“我虽然是北大的，但北大走到今天，我不感到痛心，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据称，人事斗争最为复杂的院系就是录取了两名北京状元的光华管理学院，“好像是去年吧，管院几派人马为了院长一职打得‘头破血流’，管院里有多少猫腻可藏，又有多少油水可赚啊，能不打吗？再看看张维迎这几年，有过一天静下心来搞学术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大老师说。
199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王先生对北大的态度是冷漠和嘲讽，“北大的话题多无聊啊，干吗搭理北大啊，对北大，我只有转过身去，一言不发。晾着北大吧。”如果北大真是如此黑暗，对那些心怀北大情结的张燚明们应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小谢说，“我曾经以为北大是一块圣地，我没有想到我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景象。不夸张地说，北大把我最后的理想和净土给毁灭了，我这个人也从精神上被北大毁灭了。”
北大官方对丘成桐苍白无力的回应，激起了新一轮的群殴、批评甚至谩骂。
“北大二流说”能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尖子生转报香港”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让人揪心的是：北大多年来靠吃老本而办学质量严重下滑、学术地位岌岌可危、官僚和衙门气愈演愈烈、北大精神丧失殆尽。
就在北大为“一流”还是“二流”头疼时，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炮轰北大引进人才造假，以丘老的名望，它简直是一记重磅炸弹，舆论于是哗然，北大深陷“造假门”而不可自拔，北大官方苍白无力的回应反而激起了新一轮的群殴、批评甚至谩骂。
7月11日，丘成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引进一个人可以拿几千万的资金到学校来，学校拿了几千万，给你(指引进的教授)一两百万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它的钱，是国家的钱。”沉默了20天后，北大新闻发言人赵为民声明，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赵为民表示，从1998年以来引进的海归学者专家是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生力军，他们在很多学科都发挥了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批评是无所谓的，但批评要有依据。”网友批评北大“王顾左右而言他”，北大的回应俨然是一份外交照会，无非是在公众面前义正词严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更呼吁北大将具体引进的海外高级人才名单、报酬、费用、实际在校工作时间及成果公之于众。
关于北大近期种种负面新闻，北大新闻发言人赵为民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这些事不要再说了。现在北大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环境。你们不是很崇拜西方媒体吗？他们是怎么对待哈佛这些学校的？”赵为民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现任北大党委宣传部长。他曾说过，“当年我报考北京大学，看中的是北大有一批学术大师，宽松的学术环境。”
北大百年的精神和传统不可能轻易消失，不是说没就没的。
“造假门”事件，是北大继2004年朱苏力“德怀门”事件后遭遇的又一次严重的信誉危机，而北大校方的态度又一次令公众深深地失望，北大在公众的心里又死了一次。对此，哲学系1955级的老北大人陈闻桐教授却说，丘成桐指出的引进人才造假是整个高校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北大所特有的，北大可能还算是轻的。
陈闻桐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导向出了大问题，而1990年代开始的“教育产业化”是决策性失误，后患无穷：大学收费、大学扩招“大跃进”，大学盲目合并，名目繁多的校办产业，学校以经济利益为驱动，走在未名湖畔，已很难再感受到那种曾经打动人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氛围。引进人才造假，拉知名海归骗取国家项目资金，是“教育产业化”恶性循环链的一条，解决某一个问题，是治标不治本。“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恶果是教学和科研水平下降、贫困生家庭负担加重、农村更加贫困、就业市场恶性竞争，可谓人人自危。这些伤痛也许要经过几十年或上百年才能抹去。
作为对北大有深厚情感的老北大，陈闻桐说，“大家对北大的谩骂是因为恨铁不成钢，爱之深，责之切。我相信，虽然北大大不如以前，但是北大百年的精神和传统不可能轻易消失，不是说没就没的。”
网友激愤说北大听取骂声一片
A凭什么不让国人参观？
网友vivian7724一读北大限客令，北大露了耻：
露耻1管理无能。北大号称拥有全球精华MBA，却管不好几万名游客，怨声载道花草死。北大与白宫比，谁大？谁高？谁重要？白宫日迎游客数万，游刃有余，北大却扶墙。自家庭园都管不好，还要教人管厂治天下，恬！
露耻2经营无方。万人进校游，北大精英的经济头脑到哪去了？如能让游客每人在北大花费30元，则每年可收数亿元。美国印钞厂向游客推销连版钞纪念品，价格是面值5倍以上，北大的文化产品呢？台湾日进大陆客千人，乐死了，北大日进大陆客万人，吓死了，熊！
露耻3理念陈腐。先有人气，才有财、才二气，提高眼球注视率，是现代地球人都梦寐以求的。麦当劳千方百计免费吸引儿童到店里玩，北大却不准小学生参观，蠢！
网友河边居士北大又不是军事院校，没有什么军事机密，花着全国纳税人的钱，凭什么不让国人参观？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大学之大，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现在看来恐怕要添上一句“大学之大，非谓有大名之谓也，乃谓有大度之谓也。”北大曾经何等气度轩昂，“五四”时期倡导民主与科学，现在却将自己封闭起来养尊处优。
谧雨兰舟的博客大学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精神圣地，以其博大的人文精神昭示天下。有人来瞻仰，至少说明北大还剩点五四以来大师们的遗产。至于现在要关起门来，说明北大也心虚了，因为现在实在没什么值得给外人敬仰的东西了，只有未名湖的湖水多了些污染罢了！那些招了骂名的教授实在是羞于见人哪！不如关门大吉吧。
国外的大学无论“哈大佛”还是“牛蛮劲”，无论国立亦或私有，少见阴森的围墙，有朋自远方来人家不亦悦乎！大家或许还记得那个被普金总统亲吻肚皮的小男孩，他可是到克里姆林宫去玩呢，我想北大校长会告诉全世界说：“这个小男孩还不是小学生呢，所以他也不可以到北京大学来撒尿玩烂泥！”
B心浮气躁的北大如何与港校竞争？
友牛二先生世界似乎乱了套，人们眼中曾经神圣的清华、北大被一下子拉下了神坛。这一切只因有了香港8所大学在内地招生，而这才是他们牛刀小试的第二年。
近几年，北大出现了卖猪肉的毕业生、卖糖葫芦的毕业生；而去年北大应届毕业生中，有88人争聘北京郊区的村长助理，其中还有多名博士生和20多名硕士生。与此同时，香港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1.4万多港元，最高月薪达7.4万多港元。
如果说毕业生是学校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话，一面是供不应求的高档商品；另一面则是滞销甚至积压的商品。那么，生产产品的工厂的优劣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网友老_处原来在国人眼里有着深厚人文底蕴的北大，骨子里竟然是如此心浮气躁。不就是几个高考状元远走香港吗，这充其量只能证明现如今的中国学子，对先进的教学环境以及与国际化接轨的渴望是多么的迫切，而内地的高校显然在这方面还有差距。如此而已，没想到北大居然对这点差距都承受不住，其骨子里的心浮气躁实在是裸露无遗。
在举国上下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日夜兼程的时候，北大却不由自主地裸露出心浮气躁、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缺少包容以及管理不善的弊病，这样的北大，还是国人心中引以为豪的北大吗？
网友gogoluhust如果我们硬要说，北大清华，就是咱们中国的一流大学，那还不是如同宠坏自己的唯一宝贝孩子一样地溺爱吗？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太过幼稚了？这样的想法，对孩子的成长是不是会起到坏作用呢？
北大现在的想法，和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思想有何分别？一只在羊群中处于巅峰地位的一流的羊，要敢于望望外面的阔大世界，要敢于承认自己和狼相比还是差远了，要敢于向更高的境界进发和拼搏。
C北大成了高校“利益共同体”的领头羊
归孟堂的博客意味深长的是，从丘成桐先生的直言针砭，到北京大学的左右言他，除了少数几位学者略作批评，参与讨论的大部分还是知识界、教育界的草根民众，倒是直接与事件相关的知识界、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主流学者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这实在是一件蛮有趣味的事情。
在今天的体制下，北大无疑成了某种隐性“利益共同体”的领头羊，在这只领头羊被批评叱责的时候，其他众多追随者尽管心有不满也会选择默不作声了。不论是北大的强力狡辩，还是知识界教育界主流的失语无言，愈发衬托出丘成桐先生呐喊者的孤独和作狮子吼的振聋发聩，愈发衬托出今天教育和学术的等级森严。然而，这究竟是教育与学术的成就还是堕落？这究竟是民族的幸还是不幸？
网友[IP：已隐藏]北大现在的领导是政客，不是学者，用搞政治的办法来搞北大能不把北大搞垮吗？这几年教育界的“大跃进”式的口号，轮番的炒作不都是源自北大吗？其实北大的大多数教师对此也是极其反感的。只是校领导太想马上出政绩，接下来就去做官，北大只是他们实现梦想的阶梯。
亦忱的博客在我看来，北大校方的无耻集中地表现在，以为把自家网站上那些所谓长江学者们的资料涂改和删除了，就可以继续掩耳盗铃。谁知百密一疏，由于北大不可能指令教育部来和他们同流合污，结果被人家进一步揪住了麒麟下的驴腿，从而，把本来想掩盖一个不是很大的丑闻的聪明之举，弄巧成拙，整成个涉嫌教育腐败的事件了。
出产过李大钊、蔡元培、马寅初等道德巨人和文化巨人的北京大学，为何会堕落到如此不知羞耻的地步呢？我以为，这是举国上下信仰和道德荒漠化恶性发展，严重侵蚀人心并最终蔓延到象牙塔里的必然结果。这件事再清楚不过地告诉国人，当信仰和道德沦丧后，就如北大这样的所谓精英云集的殿堂中人，也难以幸免掉进无耻的深渊。
访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
公众批评对北大基本无效
我们的北大，我们的任何一所高校都是对上负责的，我们的高校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为自己负责的官僚机构。
《南都周刊》：近来，北大越来越多作为“公共沙包”成了人们抨击的对象。为什么会集中出现这一系列的批评，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它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杨东平：不能说北大被舆论关注的就特别多。现在很多行业，如卫生、股市、房地产等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如果平均统计，我想北大也不是受舆论批评最多的高校吧。
况且，香港高校招生和丘成桐批评的也不是一回事。前者体现了两种教育体制的碰撞，需要反思的不是北大一家；而丘成桐批评则的是一个具体的事情，北大有责任出面解决。
如果一定要问，北大或者说高等教育为什么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应该说是因为高等教育越来越多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对于国家来说，高等教育的兴衰越来越和国家的兴衰相连；对于普通公众来说，高等教育也逐渐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种谋生手段。
《南都周刊》：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些年对北大的批评不少，却没有促进多少改革，因为没有改进，又引发了更多批评，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杨东平：不是恶性循环，而是一个单向的反应。公众的批评再多，对北大基本是起不到效果的。
《南都周刊》：为什么说公众批评无效呢？
杨东平：因为我们的北大，我们的任何一所高校都是对上负责的，我们的高校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为自己负责的官僚机构。就好像你指责一个政府部门办事不力，不能找一个科员来批评。
《南都周刊》：这么说来，舆论的监督都是无用的？
杨东平：当然也不能简单说没有用。公共政策的改变有一个过程，舆论的作用是通过一个个事件累加的。比如这些年舆论抨击教育产业化，多收费、乱收费，提倡农村的免费义务教育，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工作者，坚定地相信舆论在教育改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北大校长现在的压力也很大，他也会想怎么来更好的处理这些事，这样批评多了以后会促进一些改变。
这个问题想都不用想，它要能应对得好就不是北大了。我们的高校没有独立行为能力，也就意味着没有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南都周刊》：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看见国外的高等学校像北大清华那样受公共媒体关注，特别是负面报道？
杨东平：怎么没有？国外高校也经常会受批评啊！前一阵哈佛校长不是因为说了“女子学理不如男”而下台了吗？因为教育在当代生活的重要性，使得教育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这一点中外都一样。但是中国有一点不同，就是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没有真正搞起来。
所以北大和其他高等学校这些年饱受批评，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很多公共事件。分析原因，一是说明高校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的特殊重要性；同时也暴露出高等教育体制落后的现状。
这十几年来，中国一直没有把教育体制改革提到教育改革中心位置的高度，教育成为整个社会最落后、发展最滞后的一个领域。教育体制改革累积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的不满意度也越来越高。
《南都周刊》：既然是体制问题，那公共舆论把这些问题都集中到北大身上，是否过于苛责了？
杨东平：丘成桐的批评是就事论事的，北大当然应该回应，北大在这件事上的处理肯定是不够水准的。
《南都周刊》：那你觉得从北大校长的角度，该如何来应对这样的风波？
杨东平：这个问题想都不用想，它要能应对得好就不是北大了。我说过了，它是个没有行为能力的官僚机构。你可以去看看首尔大学对黄禹锡事件怎么处理的？每个学校都可能碰到危机、丑闻，每个机构也都面临着自身的社会责任。在一个法治健全、舆论公开、学校有独立行为能力的国家，你不妥善处理就意味着更大的麻烦。而我们的高校没有独立行为能力，也就意味着没有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中央教科所副研究员储朝晖：
大学不该设新闻发言人
《南都周刊》：这次针对丘成桐的批评，北大派出了一个新闻发言人来反驳，大学应该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吗？
储朝晖：一所大学正式确立新闻发言人，我认为和大学本身的身份不相称。在国外高校有专门的公共关系人员，新闻发言人制度好像也比较少见。大凡设立新闻发言人的都是一些官僚机构，大学设立新闻发言人，其前提是否认为大学也是一个官僚机构？而且公众也知道，新闻发言人说的话可能是事实，但更多时候代表的是一个机构的立场和态度，所以用新闻发言人来反驳不一定有公信力。
《南都周刊》：你是做大学精神研究的，新闻发言人出来后，社会舆论纷纷谴责北大丧失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
储朝晖：五四时期，北大出现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一批大师，确实是我们现在应该仰视的，从他们的学识、思想、容量等方面，我们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大师。
我们要反思的是现在的大学制度，为什么难以产生这样的大师？大学精神说到底是很具体的东西，“兼容并包”其实是一整套的管理体制和制度。
《南都周刊》：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中国大学现在缺失的“大学精神”到底是什么？
储朝晖：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为此我做了大量的调查，跑过20多个省市，起码有数百个县，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我就发现目前大学中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真伪难辨。这已经涉及到大学里面各个领域，包括学位证书有可能是假的，包括论文、证书。第二，钱权万能。很多人认为有了钱和权什么都有了。第三，虚实不分。有的人是实实在在地在做学问，有的人却不是。第四，批判无力。即使是导师对学生的研究或文章提了一些意见，也有学生怀疑这位老师是否对我有成见。
《南都周刊》：这些问题的根源何在？
储朝晖：这些问题在大学里已经司空见惯了，我分析其根源有两个：一是现代大学制度还有待健全，二是大学精神的失落。我把它们总结为四个字“丢心失魂”，这是一个制约大学质量提高和发展的潜隐的关键问题。
《南都周刊》：此次丘成桐事件好像能印证你提到的多个问题。那如何重建大学精神？
储朝晖：大学精神不是一个大学或一个校长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教育主管行政部门、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大学精神是跟大学运行的实质直接相关的，它对大学的计划制订、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等运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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